极目新闻记者 陈倩
今年9月18日，是武汉受降80周年的日子。
80年前，在中山公园受降堂，日军华中派遣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向中国第六战区司令官孙蔚如呈上降书，武汉人民终于迎来了胜利时刻。极目新闻记者寻访到82岁的“老武汉”曾宪德，听这位老通城创始人曾厚诚的长孙讲述他和他的家族的那段抗战记忆。
曾宪德讲述冼星海的故事
虽然在武汉生活已有80年，但曾宪德其实并不是出生在武汉。武汉沦陷后，曾家不得不放弃辛苦经营的通成餐馆和大智旅社等产业，逃亡到四川、重庆。1943年，武汉还在日寇的铁蹄之下，当年出生在重庆的曾宪德，是在日本投降后才回到武汉。父亲留下的资料，保留着家族的记忆，也记录着抗战的烽火年代里英雄城市的故事。
胜利后，重庆的码头上都是要归乡的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读“终战诏书”，接受波茨坦公告，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喜讯传来，山城重庆沸腾了。
报纸对日本投降的报道
当时还只有两岁的曾宪德并不记得那时的盛景，但是后来长辈们给他讲过当时的场面，很多人从家门口跑过去，大家奔走相告：“小鬼子打败啰！”在高兴之余，许多人想到的是：胜利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回家了？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杜甫的这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在1945年8月15日《大公报》社评《日本投降了》中被引用。同样引用了这首诗的，还有《新华日报》发表的《天亮了》，笔名“于怀”的作者，是曾任新中国外交部长的乔冠华。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在重庆的码头上，人山人海，是这首诗的真实写照。当时回武汉的船票几乎买不到，曾宪德的爷爷曾厚诚找关系，先回武汉打头阵。
曾宪德手捧父亲留下的文稿讲述抗战故事
等回到武汉，曾厚诚才发现，大智旅社已经在战火中被毁，原先的通成餐馆和隔壁的另一家“老字号”祁万顺酒楼等门面，则被接收的国民党军政部门占用。他通过祁万顺酒楼的创始人祁海洲，联络到了战前的几家租户，几经打点，终于获准重新租下门面，继续经营。曾厚诚将店名由“通成”改为“老通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几次更名，最终得名“老通城”，并沿用至今。
曾宪德是在爷爷在武汉能重新开店之后，才和奶奶、表哥曾秋明一起，回到了武汉。奶奶后来告诉他，因为实在没有船票，他们是托关系在船员舱里挤了7天才到武汉。
人生第一个记忆，是路边被缴械的日本兵
刚回武汉时，曾宪德和奶奶、表哥在汉口解放电影院附近一处租住屋里临时落脚。房子的平台和电影院相通，这也让他留下了人生的第一个记忆：在电影院楼下向车站路的方向，路边坐了很多投降的日本兵。他们已经被缴械，等待遣返回国。表哥曾秋明比曾宪德大几岁，他在地上捡起石头，扔向日本兵。结果有一次激怒了一个日本兵，他哇哇叫着，抄起一根竹竿就要冲过来。曾宪德说，后来回想，那个日本兵的动作，和端起上刺刀的步枪几乎一样。只是已经被缴械的日寇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嚣张气焰，旁边一个警察厉声呵斥，这个日本兵丢下竹竿，灰溜溜地回到了队伍里。
翻阅当年留下的抗战歌谱本
曾宪德的父亲曾昭正，抗战期间曾组织救亡歌咏活动，后来加入著名的“飞虎队”担任翻译。抗战结束后，不愿参与反共反人民内战的他，于1946年退役回到武汉，后来参与老通成的经营。就是在他的坚持下，老通成餐馆以当时三倍工资的高价，挖来了著名的“三鲜豆皮”创始人高金安，在门口设立了“豆皮大王”和“瓦罐鸡汤”两大块立式广告牌，让老通成餐馆的生意达到了一个高峰。
冼星海在他家写下两首歌
在曾昭正留下的手稿里，有一份《大家唱》歌单。这是曾昭正1937年组织救亡歌咏活动时，为武汉的各歌咏单位搜集的抗战歌曲集。在这本歌单的第一集和第二集，分别请光未然和冼星海作序，他们正是后来著名的《黄河大合唱》的词、曲作者。在整理父亲的手稿时，曾宪德也了解到了冼星海和曾家的更多故事。
曾昭正留下的部分手稿
1937年10月3日，著名戏剧家洪深带领“上海救亡演剧队二队”到达武汉，冼星海就在这个队负责音乐方面的工作。他和正在从事抗战救亡歌咏活动的曾昭正相识。曾昭正在武汉大学读书期间，因参加爱国学生运动被反动当局开除，但他和同为武汉大学学生的潘琪、李行夫等来往密切，大家为了抗战救亡的事情经常通宵达旦，有时就在曾昭正家过夜。
冼星海到武汉后的主要工作地点是汉口精武体育会，离曾昭正家很近，因此他也经常会去曾昭正家，几位爱国青年很快就成了好友。当时歌咏会急需会写歌作曲的人，冼星海在武汉期间创作的大量抗日歌曲，都是通过歌咏会在三镇街头传唱。
冼星海与歌咏会主要成员的合影
在曾昭正和潘琪的回忆手稿中，都提到了冼星海在曾家创作歌曲《游击军》的故事。1937年11月，潘琪将自己创作的《游击军》歌词交给冼星海，请他谱曲，冼星海欣然同意。过了十几天，潘琪来到曾昭正家，正好遇到冼星海推门而入，潘琪询问作曲进度，冼星海当即从衣袋里取出词稿，在客房里坐下。他拿了一支铅笔，耸起膝头，将词稿平放在膝头上，一面看着词稿，口中念念有词，一面用笔在歌词间迅速划分小节，定出强弱拍。然后，几乎是毫不停留地用简谱连续书写，一气呵成，前后大约只用了5分钟。
冼星海为《大家唱》第二集写的序文
冼星海在曾家创作的另一首歌，是给著名爱国人士钱亦石的挽歌。1938年，钱亦石在上海去世，他是冼星海非常尊敬的师长，为给他写挽歌，冼星海在大智旅社工作到很晚，第二天有人敲门取歌谱时，他还没有起床。请来人进门后，他发现是海星歌咏队的一名女生，因之前就认识，就请她从桌上将歌谱拿走。后来，冼星海得知这位取歌谱的女生就是钱亦石的女儿钱韵玲，感到很失礼和愧疚。后来，他和钱韵玲在共同进行革命文艺创作中产生了感情，最终成为携手一生的伴侣。
冼星海在武汉时经常使用的一张八仙桌，后来在曾家回到武汉时发现还在老通成餐馆里。后来，曾宪德把这件经历了抗战烽火得以保存下来的珍贵文物捐献给了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