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24日，北京某小区内人行道，六七名戴着口罩、帽子的人突然窜出。有人推搡、阻拦、控制住两位老人，有人一把抱起2岁半的小田（化名），有人骑电动车接应，很快消失在街角。
整个过程不过几十秒。
小田的妈妈石可赶到现场时，只看到父母浑身是土、惊慌失措。后来，她了解到，这些明显有组织、有预谋抢孩子的人，背后是孩子的父亲林成（化名）。
小田被送到了林成的老家南昌。从那一天起，清华大学航空发动机方向的女博士石可，成了一名“紫丝带妈妈”——这是一个由被抢夺、藏匿孩子的妈妈们组成的公益群体，紫丝带象征着“不让母爱失联”。
石可告诉记者，自己联系过妇联、社区、派出所等，提起过人格权侵害禁令，找过法院的执行局，但几乎都束手无策。让她更绝望的是，一些部门仍认为：“这是家庭纠纷，他是孩子的爸爸，管不了。”
“站到镜头前，是因为真的走投无路了。”电话那头，石可语气里满是无奈。2026年5月，她选择面对媒体，讲述这段艰辛的寻子之路。如今，她正在等待第二次离婚诉讼的开庭。
发稿前，记者电话联系林成。他拒绝接受采访，并表示，记者反复炒作新闻将孩子卷入舆论漩涡，完全没有考虑孩子的感受，并指责石可“不像一个母亲的样子”。
被抢走的孩子
石可的故事，要从2019年讲起。
那年，35岁的她经人介绍认识了林成。对方是南昌人，在北京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当时觉得自己年纪也到了，想着两人条件合适，没过多久就领证结婚了。”
但婚后的生活，远不是她想象的样子。两人之间的交流很少，林成曾对石可说，“不要对婚姻抱任何期待。”
朋友劝她，或许有了孩子关系就会改善。2023年4月，小田出生，但一切照旧。在石可眼里，“林成也不太管孩子，因为嫌吵，孩子满月后不久，他就搬去隔壁房间分房睡了。”
带娃的过程中，两人也有摩擦。“我觉得自己好像在被PUA。”石可说，因为害怕冲突，自己一次次妥协。
真正让她下定决心的，是2024年的一次冲突。前一天她骑车摔伤，出门动作慢了，“他（林成）一把抢过孩子就要走，但孩子就穿着背心、没换尿不湿，出门东西都没有准备好。”石可拦在门口，林成横抱着孩子撞她，“完全不顾孩子的头会撞到门框上。警察来了，他当着警察的面说，我从来不带孩子。”
石可与小田的生活照 受访者供图
决定之后，她和父母带着孩子搬出去生活，通过《分居告知书》告知了林成。“我没告诉他地址，怕他来纠缠。但会邀请他跟孩子视频，会约他在公园、游乐场见面陪孩子，但都被拒绝了。”石可说，林成当时就要求把孩子送回去，其余一切都不接受。
为此，林成曾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指控石可抢夺藏匿孩子。根据石可向记者提供的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显示，法院审查后认为，石可带着哺乳期孩子分居是“客观上的不便”，但不构成抢夺藏匿，驳回了林成“认定抢夺藏匿和送回孩子”的请求，同时要求石可为其行使监护权提供必要协助。
林成不服，申请复议后被驳回，后申请强制执行。而后，石可被限制高消费。为了缓和关系，石可最终提供了真实住址。“他知道地址后，果然开始频繁上门骚扰。”林成会不定期带着父母，趁她上班时到楼道大骂，“从2025年6月到9月，上门27次。每次停留三五分钟，拍照摄录后就离开。”这段时间，石可依然约林成陪孩子，但都没有得到回应。
2025年9月1日，石可请假在家。林成又来了。“我抱着孩子让喊爸爸，让他进家里陪孩子玩，但被拒绝，随即他就上来企图抢孩子，孩子吓得搂住妈妈哭喊。”
石可提供了一段事发视频：孩子在哭泣，林成有从石可手上强行抱孩子的行为。事后，林成报警称石可父亲故意殴打他。一个月后，警方出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林成所控告的违法事实不成立。
此事发生不到两个月，出现了文章开头那一幕：2025年10月24日，小田被戴口罩的六七人带走。
找不到的孩子
孩子被抢走后，两位老人都被鉴定为轻微伤。石可第一时间报警，“但派出所回复说，孩子父亲给他们报备过了，他把孩子接走了，让我别担心。”
因在婚姻存续期间，“民警说父亲带走孩子，是家庭纠纷，派出所做不了什么，让我到法院去起诉。”石可无奈表示。
不久后，林成给石可发来一个他在南昌老家的地址，“我人生第一次去了南昌，找到那个地址，敲门，没人开，问邻居，邻居说老夫妻去北京看儿子了，很久没在这儿了。”石可不信，在门缝夹小纸条、看水表，确认到底是否有人居住。
她又去当地派出所求助，民警帮忙打电话给林成的父亲。“电话接通了，民警说孩子妈妈在这儿，让她看看孩子好不好？对方说‘不给她看’，就挂了。”
此后，石可反复往返北京与南昌之间，隔一两周就去那个地址敲门，找物业、居委会、派出所，请妇联协调。但每一次，都见不到孩子。
孩子被抢走后，石可也很快发起了人格权侵害禁令申请。“2025年10月27日提交材料，29日立案，11月20日法院作出裁定。”根据石可提供的法院裁定书显示，法院认为林成存在抢夺、藏匿婚生子行为，要求他10日内将孩子送回石可身边。
但裁定下了，林成不送回孩子。
石可申请强制执行。执行局对林成采取了限制高消费措施、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司法拘留，“但他宁可被拘留，也不透露孩子在南昌的真实地址。”
针对林成的拘留决定书截图 受访者供图
2026年4月，小田三岁生日快到了，石可想去南昌陪孩子过生日，又被拒绝。她感到前所未有的绝望，“好像所有的路都走不通了。”
走投无路之下，2026年5月，她选择站到媒体镜头前。舆论的压力终于撬开了一道缝。5月中旬，林成通过律师传话：石可可以来看孩子，但必须独自前来，同时必须签协议：“同意在离婚判决前孩子由林成抚养，并撤回人格权侵害禁令的延期申请。”
石可拒绝了协议，但她太想见孩子了。她请了假，连夜赶到南昌。
2026年5月18日，在孩子被藏匿205天后，石可终于在南昌林成姑姑的家里，见到了小田。
但那次探视，只有不到30分钟，甚至孩子已经完全不认识妈妈了。“孩子的左手手腕上绑着防走失绳，我只是握了握他的右手，陪他玩了会儿。”她说，多位林成的亲属，会时刻注意她与孩子的互动。
第二次探视在5月31日，时间更短。石可刚到防盗门门口，林成抱着孩子说了两句话，就把孩子抱回屋里。“全程十几秒，这次孩子又不认识我了。”她苦笑。
事实上，就在第一次探视后的第二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再次作出裁定，要求林成三日内（最晚5月22日）将孩子送回母亲身边。“我妈妈接受不了，心悸住院了。”石可说。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截图
藏在“家庭纠纷”之下的执行难
孩子被抢后，石可机缘巧合加入了“紫丝带妈妈”公益群体。那里有上千名和她经历相似的妈妈。她发现，自己的困境并非个例。“执行难，是几乎所有‘紫丝带妈妈’共同的痛点。”
“群里很多姐妹，走到执行阶段就卡住了。”石可说，“有的法院明说执行不了，有的孩子爸爸拖好几年。孩子长大了，不认识妈妈了，甚至仇恨妈妈了。”
石可的经历就是缩影。她记得，第二次探视时，对方以“孩子被吓到”等理由拒绝，孩子甚至说出“不要给她开门”。
石可与小田的生活照 受访者供图
近几年，针对此类案件，我国在立法上已在推进。2021年民法典施行，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正式确立；2025年2月，《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施行，其中第十二条明确将抢夺藏匿作为抚养权归属的负面评价因素，第十三条允许在分居期间暂时确定子女抚养事宜。
但走到执行这一步，却依然困难重重。
在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看来，“执行难”的根源在于抚养权案件的特殊性。“抚养权是人身权，孩子不是物品，不能像财产一样被强制移交。法院可以裁定返还孩子，但不能把孩子当财物强制执行。”
两高律师事务所邓晓夏律师进一步解释：“只要被执行人不配合，执行就很难推进。很多法院对拘留、罚款等强制措施非常谨慎，走到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刑事程序的更是凤毛麟角。”
邓晓夏坦言，“执行环节的‘软’，让前面所有的法律努力都可能前功尽弃。”
与此同时，她也观察到，“很多公职人员仍把抢夺藏匿孩子当作‘家庭纠纷’，认为不该用刑事手段介入。这种认知偏差，同样直接影响了执行力度和效率。”
在石可看来，根源则远不止于法律，“对林成来说，我提离婚就是背叛，他要惩罚我，孩子就是工具。”
“我们的社会缺乏关于婚姻和家庭的公共教育，”邓晓夏说，“很多人不知道如何体面地结束一段关系，也不知道抢夺藏匿对孩子意味着什么。”
在邓晓夏看来，这种抢夺藏匿远比肢体冲突更可怕。“让孩子缺失父爱或母爱，本质上是一种精神暴力，”她解释道，“孩子被迫与其中一方分离，若又在单方长期的负面灌输下，很容易形成对另一性别的仇视心理。这种仇恨一旦种下，孩子未来的亲密关系、甚至人格发展都会出现偏差，极端情况下甚至可能走向犯罪。”
石可和小田在家里的活动 受访者供图
作为母亲，石可呼吁教育前置。“法律是兜底的，教育才是根本。”她建议加强婚姻家庭辅导。“大人之间的关系的结束，并不意味着父子、母子关系的结束。大人的事情，不该让孩子来承受。”
她最大的心愿，从来都很简单：见到孩子，抱抱他，告诉他妈妈一直都在。
潮新闻 记者 李沐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