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3日，武汉大学正式取消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度，公众仅凭本人身份证即可在珞珈门、弘毅门步行入校，工作日及节假日均开放。这意味着学校自2023年7月实施的预约入校模式全面结束。校方表示，此举旨在进一步服务社会、促进校园资源共享。
武汉大学以主动姿态拆除有形和无形的“围墙”，展现的不仅是管理自信，更是百年学府的格局担当，无疑值得肯定。然而，在为武大点赞的同时，我们也不禁心生期待：全国更多高校，能否也迈出这一步？
客观而言，目前国内高校的开放程度参差不齐，“开放”在实际执行层面还存在诸多门槛和限制，而社会上一直呼吁大学校园能对外开放。
呼吁高校开放并非毫无根据的空想。从法律属性上看，公立高校属于事业单位法人，由财政支持建设，开放公众参访是大学服务社会的应有之义，“门”开得太小有悖公立大学的公共属性。早在2023年，教育部就明确表示，大学校园向社会公众开放具有积极意义，有利于大学更好地融入社会、服务社会。
当然，理解公众的期待，并不意味着无视高校的现实顾虑。大学的首要职能是教学与科研，校园开放面临着安全责任不清、教学秩序受冲击、开放成本高企等现实问题，如果学校因为开放出了安全事故，很可能要被追究相关责任，因此很多学校对校园开放十分谨慎。学生担心食堂挤占、自习空间被侵扰，管理者担心治安风险……这些困境折射出一个更深层的矛盾：高校作为“桥梁”的社会职能，与其作为“容器”的保护职责如何共存？
这些顾虑绝非可以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大学开放也不能简化为“开门”与“关门”的二选一。开放的关键不在“开不开”，而在“怎么开”，如何以精细化治理化解矛盾，平衡好各方诉求。
当然，开放并非没有可行的路径。有学校推行“分时段差异化管理”，有学校将体育馆对周边社区错峰开放，通过线上预约系统精准调控人流，既提高了设施利用率，又避免了与学生争用资源。国际上的经验也表明，开放与管理的平衡，关键在于分区分类管理：科研、教学、宿舍等核心功能区与通道、景观区等公共区域分离，既保持开放，又不影响核心教学科研秩序。
说到底，开放的阻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管理焦虑”，这种焦虑并非空穴来风，但也不应被无限放大。适度接受“不可消除的潜在风险”，方能突破“唯安全论”的桎梏。教育部也明确表示，将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研究，建立健全校园安全风险防控机制，依法保障高校合法权益，指导高校在不影响学校正常秩序和师生学习生活的前提下，使校园开放和内部管理达到平衡。这意味着，开放与秩序并非不可兼得，而是可以依靠精细化管理技术化解的命题。
武汉大学已经迈出了勇敢的一步，期待更多高校以开放的姿态拆除围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