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目新闻评论员 屈旌
近日,“大衣哥”朱之文称长期遭黑粉举报,十几场演出取消,对方建起群组,只要他去外地商演,就集中向文旅部门、主办方投诉,统一称他是“劣迹艺人”;还有人跑到现场干扰。
目前,“大衣哥”已经回到菏泽家中务农,他对记者说:“我朱之文,宁愿站着死,也不要躺着亡。推了得有十五六场了吧,现在,有(演出)咱就去,没有就算了。”
他表示,有没有演出其实不是最重要的,自己争的就是这口气。“我唱不了歌,咱大不了不挣钱……我在家种地好不好。”(据10月25日九派新闻)
来源:网络视频截图
据报道,朱之文回忆,最早因举报导致演出取消的情况出现在2023年。他从此前诉讼的证据中,掌握了部分举报者的网名信息,包括“青山绿水”“未来将军”“黑马”等人。他还说,一位网友曾在2023年的诉讼中,经法庭调解写下保证书,承诺不再攻击,但只消停了大半年,举报便卷土重来。这些人不但在线上抱团举报,还跑到演出现场实施滋扰行为,制造恐慌。目前,大衣哥拟于近期再次对“黑粉”提起诉讼,厘清法律责任。
“大衣哥”出道十余年,为人始终质朴低调,商演价格十年不涨,公益演出分文不取。被举报过税务问题,查了,也是清清白白。他曾拒绝代言,因为不敢碰自己把控不了质量的东西。这样一位农民歌手,凭什么被扣上“劣迹艺人”的帽子?又为什么会被人反复恶意投诉,十几场演出被搅黄?“宁愿站着死,不要躺着亡”这句感慨,道尽了他内心的委屈与愤懑。
举报者盯着“大衣哥”不放,通过骚扰式的举报给演出主办方、地方文旅单位施压,或许是因为见不得别人好,或许是为了宣泄内心的恶意,无论如何,这样的举报早已背离监督公权,纠治违法的本义,沦为排除异己、霸凌他人的凶器。
恶意举报并不是只存在于文娱圈。有老师从严管教学生后被恶意举报,有医生一边在看病一边被想插队而不成的患者家属举报,也有基层公务员因为坚持原则,被无休止地恶意举报。全民监督的权利一旦被自私自利,心怀叵测的人滥用,就可能变成零成本伤人的暗箭。
恶意举报所制造的最大的不公平,在于成本和代价之间的严重失衡。发起举报只需要敲敲键盘,打打电话,但被举报者却要停下手头工作,反复配合核查、自证清白,耗费大量时间精力,还要承受无端的舆论压力。公共资源也被大量挤占,分散了真正处理问题的精力,扰乱了正常的公共服务秩序。长此以往,就很容易滋生“寒蝉效应”:艺人无法正常演出,医生没法专心治病,老师不敢管教学生,干部不愿大胆担当,最终破坏的是社会的信任基石,损害的是社会的发展活力。
合法举报和恶意滋扰之间的界限非常清晰:是否基于客观事实和真实线索?是否以督促整改为目的?有没有在查清后仍不收手地持续骚扰?无依据、无休止、纠缠式的重复式举报,早已被纳入“软暴力”违法犯罪范畴,应当依法追责。要有效地整治恶意举报,光靠被举报者自己“争口气”远远不够,必须让骚扰者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该治安处罚的要处罚,该民事赔偿的要赔偿,该刑事追责的要追责。
受理举报的部门在查清事实后,如果发现举报不属实,就应当主动为被举报者澄清正名。对经核查不属实且反复纠缠的,应当建立约束机制;对有组织、跨地域的集中投诉,平台和监管部门应当联动识别、及时阻断。只有抬高恶意举报的违法成本,让恶意举报者达不到其龌龊的目的,才能铲除乱象滋生的土壤,刹住这股歪风。
出于公心的监督才值得尊重,躲在暗处的构陷是小人之举,只有守住举报的真实、正义的底线,不让监督工具沦为害人工具,才能守护更多人的安稳生活,更保护实干者奋斗的底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