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目新闻通讯员 胡丰臣
“二十三，炕灶干；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拐（磨）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杀灶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馍篓；三十儿,捏鼻儿（包饺子）；初一，拱揖儿（磕头）”。
小时候，进入腊月，我们就是唱着这首在乡间不知传唱了多少年的民谣，扳着指头、数着日子，期盼着新年的到来。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虽然物质还很匮乏，尤其是乡里人的日子更是过得紧紧巴巴，平日里节衣缩食、省吃俭用，但过年也总会“奢侈”一把，想办法犒劳一下全家人，因此过年的仪式感绝不逊于今天。
腊八已过，空气中便日甚一日地弥漫着浓浓的年味。男人们开始盘算、张罗着办年货的事儿，打多少斤酒、扯多少尺布、灌多少油，置办几份拜年的礼物，还要买几张花花绿绿的年画等，拉满过年的氛围感。女人们除了要忙活厨房里的事，还要为家里的老老少少拆洗和赶制新衣服，尤其是家里孩子多的，可忙坏了当娘的。那时候，一般买成品衣服的很少，多数都是扯点布在家里自己手工缝制。
最兴奋、最开心的当属我们这些“不知愁滋味”的小孩子，对年的渴望与期盼在腊月里达到了顶点。过年不仅可以吃到平时难得吃到的美食、糖果等，而且还有新衣服穿。更重要的是能得到长辈们打发的压岁钱，而这压岁钱大人们一般不会收走，我们有很大的自主权，可以管上大半年的零星花销。
回想七、八十年代的过年景况，有些事儿仍历历在目，恍如昨日，且想来还那么有趣儿。
捡鞭炮
我们小时候不像现在的孩子，家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玩具，我们都是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制作的“土玩具”，如弹弓、铁环、陀螺等。而对我们最有吸引力的则是过年捡鞭炮和放鞭炮。彼时，多数家庭过年也就买上一两挂一千响的小鞭炮，只有极少数家境好的可以买上一万响的大鞭。一千响的全是小鞭，只有万响的里面会夹杂一些“大雷炮”（大鞭）。放鞭是有讲究的，腊月二十三（小年）晚上敬灶王爷放一挂，腊月三十儿的午夜辞旧迎新再放一挂，有少数家庭会在大年三十儿吃团年饭时也放上一挂。
捡鞭也需要勇气和技巧。我们会提前摸清哪家鞭炮的大小、长短，对有万响以上且有大雷炮者会格外关注。除夕的当夜，我们是很难消停的，匆匆吃过年夜饭，便开始东奔西跑去检鞭炮了。只要听到鞭响，不管当时在干啥，我们都会飞奔而去。发现地上有尚未燃完的鞭，胆大者会迅速捡起并掐断正在燃烧的引线，继而收入囊中，胆小者则只能在地上捡拾那些未响的、散落的鞭。
“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两年。”年三十儿的午夜，所有的人都像打了兴奋剂一样，都在准备着、等待着新旧交替的那一刻，都想争“头彩”第一个放鞭以祈福迎新。总有一些性急者还没到子时便急不可耐地开始放鞭了，未等这家的鞭放完，其他家便紧随其后、蜂拥而至。于是全村像炸了锅似的，万炮齐鸣，顷刻间，整个村子沸腾起来，一下子成了欢乐的海洋，此起彼伏、震天价响的鞭炮声，让人耳发麻、头发晕。
捡鞭、放鞭的过程是既刺激又伴着风险。许多时候，我们捡了潮湿未燃的鞭，匆匆装入口袋，结果后来那鞭在口袋中突然炸响了，自是受到不小的惊吓。更有甚者回到家后才炸响，结果招来父母一顿责骂。现在想想挺恐怖的，但那时这却是家常便饭，根本不当回事。
对于捡到的鞭，我们首先进行分类，没有引信的（哑炮），我们将外面的纸层层剥掉，将里面的炸药放在一起用火点燃，只听“哧——轰”的一声，随着火光一闪，便化作了一股青烟。而有引信的大鞭，我们则要想法让它发挥出最大的威力，一般会寻找、选择燃放的最佳位置和方式。有时我们在它上面扣上一只碗或盆子，让爆炸产生的冲击波把它冲得老高，引得围观者一片喝彩声、惊叹声。也有恶作剧者，选择在牛粪上放，随着“澎”的一声闷响，将牛粪炸得四面开花，更是引得围观者哄堂大笑、纷纷躲避……
杀年猪
在我的记忆里，老家在大集体时，生产队有专门的饲养员，每年都养几头猪，专供过年时宰杀。每个生产队会按人口多少（事先还会征求农户意见，掌握真正的需求量）来确定杀几头猪，然后按每户人头来进行分配。记得一般一人分得1-2斤肉。即便这样，还是有一些缺粮户、困难户仍吃不起肉，无奈与不舍中，将指标给了那些余粮户或家里条件稍好的农户。
杀年猪是相当隆重的，生产队会专门安排几个年轻的壮劳力配合杀猪师傅。养了一年的肥猪，足有两三百斤，当几个壮汉将猪从圈里赶出来，再用绳子捆住其四肢时，猪似乎也明白了将要发生的事，于是拼命地反抗、拼命地嚎叫。它的叫声会响彻整个村子，然而引来的并不是人们的同情和怜悯，而是围观者的开心和兴奋。现在想想，猪的命运真是悲哀，它至死都不会明白，天天喂它的人与最后杀它的人究竟是什么关系。在我们村子里还流传着关于杀年猪的一件趣事。
经过几番挣扎，年猪终于被几个壮汉按到了提前准备好的门板上，随着杀猪师傅将一把长约尺许的刀子从猪的喉部捅进去，一股殷红的血水便喷涌而出，流入放了雪白盐巴的脸盆里，瞬间，猪乱踢乱蹬的四肢慢慢停了下来。然后是杀猪师傅从它的一只脚部割开一个口子，自己先用嘴吹上几口气，让腿部慢慢鼓胀起来，接着用打气筒开始用力地向里面打气，直到气体充满了整个猪身。尔后，那几个壮汉再合力将它放入盛满了滚烫开水的大锅或木盆里，所谓“死猪不怕开水烫”的俗语大概即源于此。稍许，杀猪师傅开始用一块专用的粗糙石头，在猪的身上用力摩擦，于是猪毛便开始脱落，随之露出雪白的猪皮。大约半个小时后，褪了毛的猪又被几个壮汉在杀猪师傅的指导下，用一根铁钩勾挂住后臀，倒挂于树上。这时杀猪师傅开始换一把小而利的刀，将猪的腹部划开，取出内脏。小孩子们最关心的是猪的尿泡，那是我们小时候难得的玩具。当杀猪师傅把那个东西取出来后，我们一群小孩便拼命地上前去抢，多数孩子的努力是徒劳的，只有大孩子或个子高者有可能得到。
待猪的内脏完全取出来后，生产队会计就按花名册点名开始分肉了。每喊一户，杀猪师傅会问一下要肥的还是瘦的。那时候割肉与现在相反，因缺少油水，不肥不要，如果谁被分到了瘦肉，就会觉得晦气、不吉利。
整个杀猪、分肉的过程虽然简单，但这是一个村子里一年中的一件大事、喜事，是最热闹、最开心，也是过年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对联与年画
贴对联与贴年画是最有年味的活动。腊月三十儿的上午，家家户户都有一件事是雷打不动要做的，那就是贴对联、贴年画。按我老家的风俗，对联必须在中午十二点之前贴好，据说这是祖上传下来的规矩，贴了对联，即便欠有外债，债主也不能再来讨账，因为穷人也要过年。
从我记事起，我们家每年贴对联都是由二叔和我来共同完成的。二叔是教师，有文化，毛笔字好，他负责写，我给他裁纸、刷浆糊当下手。在贴对联之前，还有一项颇为重要的活动，就是贴年画。尽管那时家里经济很拮据，但是每到过年我都会嚷着要父亲和二叔上街买些年画回来。那花花绿绿的年画，是我童年时对新年最美好的期盼。印象中年画多是四色屏和样板戏一类，当时我最喜欢的是《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红灯记》等的彩色剧照。阿庆嫂左右逢源、智斗日伪，“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的机智与灵活；杨子荣打虎上山、深入虎穴、单刀赴会百鸡宴的足智与多谋；洪常青大榕树下面对熊熊烈火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英勇与壮烈；李玉和手戴镣铐、慷慨赴死，“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的豪迈与气魄……这些英雄的高大伟岸形象，深深地刻入了我的脑海，而且在我幼小的心里埋下了崇尚英雄的种子。现在过年，人们早已不再贴年画了，可在那物质与精神生活都短缺贫乏的年代，红彤彤的对联和一张张年画烘托出了浓浓的年味，承载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期许。
岁月如歌，年华似水。如今过年与儿时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丰富的物质与精神生活让人眼花缭乱。在快节奏生活的当下，人们早已不再满足于昔日的过年方式，在赓续传统习俗的同时，开始尝试新的过年模式，或旅游、或订个酒店到外边吃团年饭。人们也不再只追求物质上的“年”，更注重精神上的“年”，辛苦忙碌了一年，总算得闲停下脚步，或到图书馆读书充电，或与家人、朋友聚会叙旧，或参加一些线上线下的培训，抑或到健身房去流流汗……千里奔赴、风雨无阻、亲人团聚的意义更不在于吃什么喝什么，而是享受那份无价的亲情。尤其是近年来在乡村振兴中热火起来的民风民俗、地域文化得以被充分的挖掘和保护，舞狮子、踩高跷、扭秧歌、唱大戏、文体比赛、非遗展示等轮番上阵，令人目不暇接。这些传统与现代融合的“年”味儿，让人们在回味往昔、品咂乡愁的同时，更感受到了时代的进步和科技带来的别样“年”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