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快报讯（通讯员乔衍记者刘伟娟）3月11日，现代快报记者获悉，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李丹近日走进栖霞区图书馆，以“走马南京的鲁迅”为主题，为市民们讲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鲁迅在南京求学时发生的故事，和这些故事所引发的鲁迅本人对民族意识和身份的反思，以及对鲁迅“弃医从文”人生选择的影响。
李丹说，十几岁时所发生的事情，对人生而言往往是影响最深刻的，在这个时期所形成的认识和观念，通常能够相伴终生。1898年，鲁迅来到南京，先后在江南水师学堂和江南矿务铁路学堂学习，课余时间尤其爱好骑马，每天都要骑一两个小时。但在骑经旗营（今明故宫一带）时，时常被那里的旗人辱骂、遭遇投石，以至坠马。骑马虽然是小事，可一旦关联到“旗-汉”关系，那完全就是另一回事了。清代帝王尤其重视巡幸狩猎，骑马既是此类活动的必须，也是其武力征服与国家治理的象征。在八旗日趋堕落、疏于骑马之时，“排满”的民国元戎们则热衷于学习骑术，如秋瑾“好剑侠传，习骑马”，黄兴留日时“每日晨起，必赴神乐坂武术会演习枪弹骑射”。驻防旗人长期生活在相对封闭的满城中，努力与周围的汉人保持着界限，晚清革命党人鼓吹的‘排满’说，使得身处汉人汪洋大海之中的驻防旗人更为警觉。所以可以想象，少年鲁迅骑马经行旗营，受旗人欺侮，看似无妄之灾，实则其来有自。本质上，彼时的旗人认为汉人骑马是一种僭越。
李丹引用了日本中国文学研究者增田涉对鲁迅的阐述：“他出生的时候，是在异民族统治之下，他懂事的时候，在内，不但看到异民族统治下的自己和自己的民族，而且周围还是束缚于极其保守的封建传统的社会，在外，还受到外国势力的强大控制”，正是这样的境遇，让鲁迅一生都在与“奴”字斗争，誓要排除中国人精神中的奴性。1903年，鲁迅写下了作品《斯巴达之魂》。文中的主仆联袂为自由而赴死，与旧时人们为求生而争相为奴的情况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彰显了“爱自由”和“以武力保卫自由”这两个根本命题。
李丹说，在著名的“幻灯片事件”后，鲁迅感到当国人做了军事上的侦探而被斩首，自己“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彩”，于是他表示“我决计要学文艺了，中国的呆子、坏呆子，岂是医学所能治疗的吗？”要以文学治疗欺辱同胞的坏呆子国人，其伏笔正是在骑马经过南京旗营遭遇欺辱时就埋下了。李丹的讲解，让市民们对鲁迅弃医从文的缘由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对鲁迅的人生经历有了更立体丰满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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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