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纬四十度》是著名学者、评论家陈福民创作的文化散文集，曾荣获2021年度“中国好书”、第八届中华优秀出版物。日前，该书精装典藏版全新上市。作者陈福民、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扬子江文学评论》副主编何同彬齐聚南京万象书坊，共同分享北纬四十度地理带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族群与生活方式的演变，以及最终完成了不同文明类型的区隔、竞争与融合。
△《北纬四十度》
是冲突线，也是动力源、生命线
《北纬四十度》关注了一条非常特殊的地理带——“北纬四十度”，并且以这条纬度为纬，以纵贯几千年的华夏历史为经，讲述了一系列充满知识性、趣味性和文化启发性的历史故事，绘制了一幅波诡云谲又充满文明新视角的千古江山图。
陈福民在本书的写作中试图表明，“北纬四十度”是与“胡焕庸线”同样重要，但此前未被充分讨论述及的文化地理概念，这条地理带，恰好与中国的万里长城相重叠，或者说长城恰好矗立在这条地理带上面。由于蒙古高原的地理构造之关系，这条地理带区隔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文明样式——北方的草原游牧文明和长城以南的农耕文明。以往的讨论认知，习惯于从正义/非正义、侵略/反侵略的单一视角去理解贯穿“北纬四十度”上的民族冲突，作者希望表明，这条地理带更是民族交流与融合的文明线，也正是经由了“北纬四十度”的折冲与考验，才为华夏民族大融合及华夏文明不断扩充壮大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也成就了今天我们所拥有的伟大的民族文明共同体。
△陈福民
陈福民坦言，《北纬四十度》的写作多少是由身份的困惑引发的。他生长在河北承德，父亲是辽宁朝阳人，母亲是内蒙古赤峰人。承德在长城以北，北纬40度-42度之间，按照明代的北方边境线，承德已在“中国”之外，“假设不是清人入关，带来了大量的领土，包括把长城以北一部分领土带进来，远在长城以北的我算不算中国人？”这个问题从来不会困惑一直在中原生活的知识分子。
从春秋战国直到17世纪末期，陈福民以这两千多年的历史为限，书写了围绕“北纬40度”线产生的各种历史事件、历史人物。
压卷之作《遥想右北平》强调了右北平与北平千丝万缕的关系。“北京过去叫北平，北平这个地名脱胎于战国时期的右北平郡。公元前300年，燕昭王发动了对东胡的战争。东胡是鲜卑人，历史上跟匈奴打来打去，也是个游牧民族。这个游牧民族在燕昭王时代跟燕国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最后被燕国打到了北纬45度，甚至更高纬度的地方去。《史记》和《战国策》里面写得很清楚，燕破东胡，却地千里。之后燕昭王设立了五郡，其中就有右北平郡。右北平郡的郡治，也就是郡太守所在的地方，就在如今内蒙古赤峰的宁城地区，当时叫作平冈。历史上有记载的右北平郡太守是李广，因为《史记》写到了他。这说明早在战国时期，北纬40度以北就曾是中国的领土，这里的生产生活方式是既游牧，也种庄稼。但是历史围绕着北纬40度不断纠缠冲撞，右北平郡这个地名慢慢变得有名无实了，这里后来又被北方的游牧民族占领了。到了西晋，右北平郡被撤销。撤销了以后改设北平郡，首府移到了今天北京以南的幽州。”
在历史中，围绕着北纬40度这条线，中原定居的汉民族与北方的游牧民族，比如匈奴、突厥、鲜卑、契丹、蒙古人等，一直在发生冲突，这种冲突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在陈福民看来，这种冲突是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动力源，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对于中华华夏大文明的形成壮大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中国历史2000年来，我们民族的发展、进步，或者我们民族遭遇的挫折，都跟北纬四十度有关。北纬四十度并不是保守的、固步自封的地方，实际上是民族的生存进行伟大的创造，为了共同的生存空间而产生的事实上的文化、文明的冲撞的结果，这是北纬四十度特殊的魅力。”
△分享会现场
打开一种被遮蔽的历史面相
纵览全书，第一位出场人物是赵武灵王，他在公元前307年推行的“胡服骑射”首次显示了北方民族对定居民族的影响，这是汉民族第一次“师夷长技”——弃宽袍大袖，取短袍窄袖；弃步兵作战，取倚马弯弓。在中国古代帝王谱系中，从来没有被排上重要位置的赵武灵王，在陈福民看来，是具有雄才大略、富有想象力和行动力的一代雄主，借梁启超的话来讲，“是黄帝以后第一伟人”。
《汉家皇帝的滑铁卢》《失败者之歌》《青春帝国少年行》《在战争的另一边》组成了《北纬四十度》的“汉朝部分”。“汉朝部分”的中间段落，是陈福民逆太史公之笔法，对汉朝三将李广、卫青、霍去病作出的重估。他在书中提醒我们特别注意以下两点：第一，卫青与霍去病在《史记》中是合传（《卫将军骠骑列传》），战绩远在两人之下的李广反倒被单独列传（《李将军列传》）；第二，卫青与霍去病此后又被太史公“请入”《佞幸列传》，与邓通、赵同、李延年等人为伍。
李广的道德形象先是经过司马迁的《史记》定型，其怀才不遇的形象又因“至今犹忆李将军”“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李广难封”等诗句而声名广播，但陈福民在解读《汉书》《后汉书》的基础上指出这与事实严重不吻合——李广虽然志向高迈，但豪情并不能遮掩他本人的硬伤：李广缺乏方向感，容易迷路，这导致他在军事上屡战屡败；李广从未建立军队的纪律感，根本算不得将才。
陈福民在此点明的，即是发端于《史记》的以个体道德水准图解历史的模式。究其原因，司马迁在同样“子不遇时”的“飞将军”身上看到另一个自己，并投射出极大热情，又在卫、霍两人身上看到了他们得以“遇时”的机巧：“贵幸”。
在个人好恶明晰、迷恋“忠奸模式”的历史记录中，陈福民拨开迷雾，结合复杂的史实，借当代的文学眼光重新回溯历史：阻止民族悲剧、让文明相遇握手的“白登之围”，不得已在帝国基业下倾倒亲人鲜血的“孝文帝改革”，个人恩怨情仇深刻地介入了其他历史动机的“安史之乱”……
何平表示，陈福民以翔实的历史材料与生动细腻的文笔，重新塑造了从公元前300年的赵武灵王直至十七世纪尾声的康熙皇帝这千年时空中的历史人物，打开了或多或少曾被遮蔽的历史面相。《北纬四十度》对历史中间的人重新审视，写出了人和时代之间的复杂关系，使得这本书产生了文学性，同时也具备了历史性，“我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在读一个个人，这些人不是处在传统历史中心的，不是飞扬跋扈的那些人，而是有自己个性的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历史和文学就在这儿相遇了。”
现代快报+记者陈曦
（出版社供图校对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