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各地都在举办毕业生春季招聘会。
对一些制造业“厂二代”来说，除了就业，“接班”也是个绕不过去的话题。
几十年前，他们的父辈抓住机遇，靠着一笤一担、一台机器、一面门店白手起家，一座座制造工厂拔地而起。
当“脱下学士服，换上家中工作服”成为甚至可能是唯一选择，当人工、生产、场地、财务，所有琐事都捆绑在一个人身上，当“沉重的制造工厂如何在数字化改革浪潮中轻盈转身”不断萦绕心头……“厂二代”的身份，究竟是枷锁还是台阶？来看看三位温州“厂二代”的真实故事。
兄弟齐心，带领工厂继续发展
在异国他乡念书的两年里，郑新忠愈发坚定了要回家接手工厂的想法。
“从小我就开始接触厂里的东西，每年生意如何、赚了多少，爸妈也都会告诉我。”他说，自己有信心，“说不定工厂交给我，我能干得更好。”
毕业回温后，郑新忠考察了厂里整条生产线，罗列了一连串的问题：损耗严重，做好的建材经常需要回炉重溯；数据不实，对不上号的货物足足上万件；员工偷懒，不能及时回复信息导致失去客人……情况十分复杂。
他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考勤打卡、绩效奖金、精简品类、开辟新生产线……各业务部门依旧由核心骨干做主，自己大胆的开启了线上业务的开拓与营销。“以前跑客户，都是一家家拜访；现在在网上丢一些‘诱饵’，就会有客人自己找上门。”
郑新忠有个弟弟叫郑新序，本来计划是在国外读完研究生后，直接去上海找工作。不料想在读书的最后一年遇上疫情，计划被打乱，也就顺理成章地进入工厂工作。此前，郑新序在各基础岗位间轮岗一事，还被厂里的员工戏称为“微服私访”。
如今，哥哥负责管理和对接客户，掌控大局；弟弟则穿起了工服，管理生产相关的一应事宜。兄弟俩齐心协力的第三年，工厂业绩就上涨了近40%。
也想“躺平”，奈何实力还不允许
和那些毕业后留在省会城市上班、考公、考研的同学不同，朱鑫宁一毕业就回了老家。
同学们都调侃“朱总是回家继承家业了”，他笑笑，也不否认，安安心心地收拾行李，带着大包小包，回到那个养育了他18年的小县城里。
早些年，朱鑫宁的父母合力办起了一个五金工厂，一路跌跌撞撞地发展，订单、客源、流程已趋于稳定。他的姐姐姐夫早早在厂里掌管生产和客户，财务大权就落到了朱鑫宁身上。
“同学都以为我家厂里有几百号工人，是个十足十的‘富二代’，其实我就是个普通‘厂二代’。”在乡镇生活，朱鑫宇日常出行就靠家里的一辆五菱宏光，动不动还会被姐夫喊去搬货、发货。
每年年底，付货款、发工资、要尾款的“三座大山”压得朱鑫宇喘不过气，给外人的钱都算清以后，剩下的才是落到自己一家人手里的钱——无论生意好坏，最后朱鑫宁到手的都只是固定数额。
“很多订单的结款周期非常长，一两年十分常见。一边钱收不进来，另一边要花出去的工资、奖金、采购成本这些，每个月都不能停。”真的把账本拿在手里，朱鑫宁才体会到那份压力跟责任，更别说招工和生产线。
毕业六年，朱鑫宁成为亲朋好友眼中的“一等大孝子”——待在父母身边，并按部就班地结婚生子。“每天醒来就是发货、算账、付钱，看着钱哗啦啦地流出去。朋友开玩笑说我三十岁就躺平了，我也很想！但实力还是不允许。”
守住工厂，更想拥有自己的事业
或许是从小耳濡目染父母的创业历程，接触在商海打拼的前辈，彭程相信自己一定能做出点什么，目标也非常明确，“要有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他形容自己“血液里都流淌着创业的心思”。
而当大学毕业两年后，父母彻底把工厂交给自己时，彭程想的却是“此地不可久留”。作为家中长子，弟弟又明确拒绝接班，彭程自然不希望凝结了父母无数心血的工厂毁在自己手上。
“以后我创业需要钱，也不可能一次成功。”在彭程的规划中，一个能够持续运作并源源不断带来利润的工厂，既是他的储备力量，更是自己的退路。
做生意对彭程而言并不困难，他在大学就成立了创业团队，2014年左右就月入5万元。回到家中的工厂，彭程开始选款、设计、打样、对接、下单、生产、发货，日复一日又年复一年。即便每天的活多得干不过来，他也任劳任怨。
“别人都说我事业有成，可这是我爸的，我自己的事业还完全没有起步。”今年开始，彭程把厂里的一部分工作外包出去，只要厂子不亏就行。彭程说，今年还计划多出去走走看看，长长世面。
“有人说，假的败家是吃喝玩乐、不务正业；真的败家其实是创业。”彭程开玩笑地说道，自己无比期待，在未来成为一位真正的“败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