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马黎综合
12月30日，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郭锡良先生去世，享年92岁。
郭锡良1930年出生于湖南衡山。1950年考入湖南大学中文系，1953年院系调整到武汉大学；1954年毕业，被保送到北京大学攻读汉语史方向研究生，师从王力先生。1958年毕业留校，1986年评为教授，1990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1977年至1993年任古代汉语教研室副主任、主任。
郭先生长期担任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评奖委员会主任，中国训诂学会学术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音韵学会顾问，《中国语言学》辑刊主编。
先后参与或主持编写三部《古代汉语》教材，著有《汉字古音手册》《汉字古音表稿》《汉语史论集》《汉语研究存稿》等著作十多种，论文一百多篇。
王力先生与郭锡良先生图片来源：北京大学中文系
《古代汉语》教材编写组成员及审阅者的合影（第一排左起分别为：萧璋、叶圣陶、王力；第二排左起分别为：吉常宏、赵克勤、马汉麟、祝敏彻；第三排左起分别为：郭锡良、许嘉璐、刘益之）图片来源：北京大学中文系
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系110周年，郭锡良先生接受采访时，回忆了北大开设汉语专业，建设汉语史学科的故事——
郭锡良：当时，为了创建一门新学科“汉语史”，同时加强北大语言学师资队伍的力量，中央决定把中山大学的语言学系调归北大。在北大设置了汉语专业，汉语教研室，王力先生担任汉语教研室主任。语言专业还开设了研究生班，一共招了十五个人，分成汉语史五个人，现代汉语五个人，语言理论五个人。我进了汉语史这个班，导师是王力先生。我本来是想搞文学的，不过当时要服从组织分配，只好学语言。汉语史的研究生，除了我之外还有向熹、祝敏彻、齐冲天、孙宝琳。三个来自北大，两个来自武汉大学。
当年在北大开设汉语专业，建设汉语史学科，招收副博士研究生，跟当时的时代密切相关，应该说跟抗美援朝有关。1953年抗美援朝胜利，实际上是中苏合作把美军打回了“三八线”，中国军威大振；从而也掀起了向苏联学习的高潮。1953年10月，苏联派了文艺理论专家毕达可夫来到北大，开办四年制的文艺理论研究生班，学校匆匆地从中文系、东语系、西语系等几个系里抽了15个四年级的学生，就对付过去了。1954年又要建立汉语史这个学科，要招汉语史的副博士研究生，由胡乔木代表中央，决定把王力先生从中山大学调到北京大学来。
中山大学办了中国第一个语言学系，1953年毕业了一个班，人数在十个人左右，因此就把中山大学的整个系就调到了北京大学。当时一起调过来的教师还有岑麒祥、周达甫、黄伯荣等五人。王力先生到北大后，中文系设立了汉语专业和汉语教研室，招收了语言学的研究生班。王力先生任汉语教研室主任，招收了五个汉语史研究生。
60年代，郭锡良参与了《古代汉语》的编写工作，后又主持编写了一套《古代汉语》。
郭锡良：当时成立了文科教材编辑室，由冯至先生当中文系教材编审委员会的主任，丁声树、季镇淮是副主任，王力先生、吕叔湘先生等十多人是委员，我是秘书。《古代汉语》教材的编写以王力先生在北大的“古代汉语讲义”作为基础，先由王力先生拟定出一个详细的提纲，编写组成员根据提纲分工编写。编写组采取老中青三结合的人员构成，两老（王力、萧璋）两中（刘益之、马汉麟）五青（吉常宏、祝敏彻、郭锡良、赵克勤、许嘉璐）一共九人。1961年8月报到，没有休假，加班加点地干。工作程序是先搜集材料，写出初稿，经全组传阅，把意见写成标签贴上。然后王力先生召开会议讨论，对这些分歧进行解释或者解答，最后由他下结论。这个过程对提高中青年教师的学术水平十分有益。王先生怎么样分析意见，怎么样下结论，这是我得益最深之处。每一篇文章，每一首诗，都要查阅很多资料，才能真正读懂，才能注释精当。每一节通论，都要反复推敲，才能站得住脚，写得精要。
说到这里，我还想要说一件事情，当时冯至先生是文科教材中文组的编审组长，也担任游国恩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的编审。他看过我写的《古代汉语》的稿子之后，让我帮他看一遍《中国文学史》的稿子。我这个人从来大概就是有一点不知高低的，所以我也不管编者是谁，就在上面提出意见。《中国文学史》出版以后，冯至先生就一定要把400块钱的审稿费给我，我坚决不要。冯先生说，“我知道你们现在的工资只有七十几块钱，听说你母亲病了……”当时我的母亲住了两次院了，我欠了不少账。我真心非常感谢冯至先生，我一辈子都感谢他。
稿件来源：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