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1日，“东亚古文化·《曹湾山遗址考古发掘报告》首发式暨东瓯文化之源学术研讨会”在温州召开。
为什么我们要关心一本考古报告的首发？好像离我们比较远。
报告的主人公，叫曹湾山遗址。大部分人可能比较陌生，它在温州市鹿城区藤桥镇渡头村。遗址的发掘时间，在20年前——2002年11月-2003年4月。
第二问来了，为什么我们要关注一个“过时”了20年的遗址？
2003年曹湾山遗址发掘现场，左为发掘领队王海明
王海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曹湾山遗址发掘领队，他给我报了两个数字和几个第一：曹湾山遗址报告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第48号田野考古报告，但对温州来说，是第一个考古发掘报告。曹湾山遗址是温州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的史前遗址类的国保单位，发掘面积558.25平方米，发现好川文化连片的石础建筑遗迹，清理好川文化墓葬35座，出土石器、陶器、玉器、骨器等1000多件以及大量陶片标本。
划一下关键词：好川文化。
我们熟悉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良渚文化，对好川文化这个名字，可能觉得陌生。但是，在我们说良渚文化，或者说，提到良渚人去哪儿的时候，一定会提到它。
1997年，遂昌发现好川墓地。60号墓，是好川墓葬群中最大的合葬墓，发现了22片不同形状平面、曲面玉片。其中，有特殊形态三台阶状玉片2片，就跟大拇指指甲差不多大。最重要的是，它呈三重台阶状(祭坛状)，跟良渚的鸟立高台刻符几乎一样，这正是好川文化与良渚文化密切关系的重要实物证据。
1979年，考古学家牟永抗先生在江山做古遗址古墓葬调查，对于山崖尾遗址的灰坑单元，他很明确地表示：这和良渚有关。
好川的文化面貌，一看很独特，但我们能找到前后的联系，比如鬶(一种炊煮器)、豆(一种盛肉或其他食品的容器)很多，这在良渚晚期就开始有了，一脉相承。
2001年，《好川墓地》考古报告正式出版，提出了“好川文化”的命名，并认为其相对年代为良渚文化晚期，距今4300年。所以，要说好川文化的重要性，它跟良渚文化在太湖流域的消亡，往四周扩散有关。良渚文化晚期，也就是良渚先民走到了历史进程的最后时刻，他们去了哪儿?好川，一定是重要的去向之一，其中一路跟当地的土著文化融合，形成了好川文化。
好了，说回曹湾山遗址，它就属于好川文化。它还有个曾用名，当地人都知道：老鼠山。后来，大家觉得这个名字过于接地气，就改名为曹湾山了。
2002年，温州曹湾山遗址的发掘，确认了好川文化在瓯江下游的分布。好川文化遗址遍布整个瓯江流域。浙江境内目前发现了多处好川文化遗址，比如遂昌好川遗址，江山山崖尾遗址，温州曹湾山遗址、温州屿儿山遗址、浙江缙云陇东遗址等。而江西广丰社山头遗址、福建浦城龙头山遗址，极大地丰富了好川文化的考古资料，基本上都是国保单位。目前全国已发掘的7处好川文化遗址，分散在浙闽赣三省。分布范围是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江西东北部的以武夷山北麓为中心的瓯江、钱塘江、闽江和信江的源头地区。
2002年曹湾山遗址发掘现场
但是，曹湾山遗址虽然属于好川文化，又有点特别，专家提出了“好川文化曹湾山类型”。考古报告中认为曹湾山遗址的绝对年代为距今4500-4000年。
有点烧脑是不是？我们来说最简单的区别。
好川文化可以分成两个类型，一个是好川类型，它的特点是啥？墓葬平面几乎成方形，出土了很多陶鬶。而曹湾山遗址的墓葬形式是长方形的，鬶、三喙罐、盉、杯这些在好川墓地、山崖尾等遗址常见且数量较多的器形在曹湾山、屿儿山遗址极少见（曹湾山有一件盉、一件杯）。但曹湾山遗址23号墓里出土的一组镶嵌玉片，跟好川墓地1号墓出土的玉片几乎一个模子刻出来，像同一个工匠做的。所以学界提出了“好川文化曹湾山类型”。
曲形玉片
王海明还提到了一个特殊现象。山崖尾、好川，还有福建浦城龙头山，都出土了明显受到山东龙山文化影响的器物：三喙罐。这种罐子，浙江境内只有好川文化的遗址才会出土，肩部装饰了三个“鸟嘴”，可以说是好川人的标志和最爱。
好川墓地出土三喙罐
“根据我们现在的认识，也根据社科院考古所赵志军先生对福建小麦传播途径的研究，他认为应该是通过海路来的。所以根据对这种文化因素出现的研究，我们认为它的来源肯定是山东，是通过海路来的，这是我们的认识。”
以下为《曹湾山》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的后记（摘选），我们来听听领队王海明的心声。结尾有一句话：如今距离野外发掘已过去了20年，失去的不仅是岁月，还有对遗址发掘的细节记忆。
后记
□王海明
1956年，瑞安山前山遗址试掘开浙西南考古工作的先河。在夏鼐先生的关心下，浙江南部不同于良渚文化的另一种新石器文化逐渐引起考古界的关注。但由于种种原因，浙西南地区的考古工作仍然相对较少，该地区史前文化的面貌、内涵特征不甚清晰，文化谱系、发展序列亟待建立。1997年，遂昌好川墓地的发掘为探索浙西南地区史前文化洞开了明亮的窗户，给予了浙江考古工作者鼓舞和信心。
进入21世纪，浙江考古事业发展迎来新的契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根据事业发展需要，将史前考古研究室析分为史前考古一室和史前考古二室，工作区域范围大体以钱塘江为界。作为史前考古二室副主任（主持工作）的我，积极布局解决考古工作薄弱地区史前文化谱系和发展序列问题。面对工作范围广、考古任务重、专业力量少的客观现实，为调动大家主观能动性，我们尝试采取业务骨干分片负责的工作办法、机制，取得了明显成效。蒋乐平的跨湖桥、上山，孙国平的田螺山、井头山，正是在这种机制下取得的一个又一个突破。路途遥远交通不便的浙西南和温州地区是我的责任区域，推进这一地区史前考古工作的压力不言而喻。
2001年，温州市瓯海区与鹿城区区划调整，老鼠山遗址所在区域由瓯海区调整为鹿城区管辖。2002年5月，温州市文物保护考古所成立，为摸清不可移动文物资源家底，工作人员实地核查温州市文物保护单位老鼠山遗址，在上戍乡渡头村村民金长兴宅前山坡发现了灰色文化层，零碎的夹炭陶片具有河姆渡文化晚期的文化特征，带队的蔡钢铁所长很兴奋地第一时间告知我这一发现。我和蔡所长曾于1991年杭甬高速公路上虞后头山考古工地一起野外发掘三个多月，成为志趣相投的老友，此时都有强烈意愿希望对该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经曹锦炎所长同意，我们按程序向国家文物局申报了发掘证照，并与温州市文物局联系落实了发掘经费等事宜。鉴于温州辖县区文物干部新人多，业务不熟悉且专业技能欠缺的实际情况，温州市文物局金福来局长提出了结合考古发掘办考古培训班的设想，在得到浙江省文物局支持同意后，由温州市文物局资助经费的老鼠山遗址发掘得以顺利实施，并成功举办了温州地区文物干部考古培训班。发掘领队为王海明，参加发掘人员为孙国平、渠开营、徐志清、余求红、蔡钢铁、梁岩华、黄培量、吕溯，参加培训人员为陈元友、徐俊、周圣玉、邱丽萍、张益欣、翁剑刚、郑计钊、韩当权。
自2002年11月至2003年4月曹湾山遗址（2013年更名）发掘，到今天《曹湾山》考古发掘报告付梓出版，又是20年过去了，蹉跎人生，感慨万千。
曹湾山遗址发掘时，考古队对周边地区进行了史前遗址的专题调查，发现同在瓯江边的下龙山遗址文化面貌和曹湾山遗址相同，且面临破坏，有抢救性发掘的必要。可惜由于种种原因，下龙山遗址发掘设想终被扼杀而未能如愿。
曹湾山遗址发掘甫一结束，“非典”疫情突然来袭，因此当时只有技工渠开营独自一人在江心屿温州博物馆修复陶器。虽然条件艰苦，修复难度大，但是小渠加班加点工作，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修复任务。当我再次见到小渠时，他长发过颈、胡须杂乱、面容清瘦，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小渠的修复工作为报告的整理编写打下了基础，在此向小渠真诚道一声谢谢！
2005年，我竞争上岗成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分管基本建设考古工作的副所长，争取基本建设考古经费、协调解决基本建设考古工作中的矛盾和问题使我分身乏术，在极度忙碌中“虚度”了十四个春秋。
2020年7月，退休的我终于回归本真，返聘整理积压的考古发掘资料。面对“曹湾山”“小黄山”“鲻山”“名山后”……这一座座大山，先整理哪个也一时犯难。温州曹湾山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推进需要考古报告、考古研究成果支撑，温州博物馆工作人员也可借力协助，这是我们首先整理曹湾山遗址考古资料的基本考量。在省所领导的重视关心和温州博物馆的鼎力支持下，李扬、朱冠星全力相助，曹湾山遗址考古资料整理得以顺利展开。
面对这批陌生的资料，同为吉林大学考古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李扬、朱冠星很快进入角色，体现出过硬的专业素养。根据过往的专业工作经历，李扬主要负责35座墓葬资料的整理，朱冠星主要承担地层堆积及出土遗物的整理。为按时完成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李扬、朱冠星夜以继日，付出了极大辛劳。
资料整理、报告编写始终在共同探讨、切磋、合作的氛围下进行，是个不断磨合的过程。《曹湾山》考古发掘报告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报告执笔人为王海明（第一章、第三章第三节、第九章）、朱冠星（第二章、第三章第二节、第四章至第八章）、李扬（第三章第一节），王海明统稿把关。内容摘要由陈明辉（英文）、郑云飞（日文）翻译。
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姚政权等到发掘现场取样，对遗址的植硅石进行分析，并同意《温州曹湾山遗址的植硅石分析》一文作为本书附录；省所同事姬翔对遗址出土玉石器岩性做了系统鉴定，形成《温州藤桥镇曹湾山遗址出土玉石器岩性鉴定》研究成果作为本书附录，丰富了报告的内容。谨致谢意！
报告中所用野外照片由王海明、孙国平拍摄，器物照片由林城拍摄。技工刘福刚承担了几乎全部的器物绘图工作，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技工刘泽鹏帮助描绘建筑遗迹图，温州博物馆沙隆帮助拓片。征得邓聪先生的同意，报告中采用了与省所进行合作课题时拍摄的部分显微照片和线图；经领队仲召兵同意，报告中使用了山崖尾遗址发掘未发表的线图。省所同事张依欣和省自然资源厅何足奇老师帮助完成了曹湾山遗址地形地貌图，一并致谢！
特别感谢浙江省文物局原局长鲍贤伦先生，不仅再次赐墨题写《曹湾山》书名，还为我后续将整理编写的《小黄山》《鲻山》《名山后》等考古报告也题写了书名。深感鲍局长的关心、厚爱，唯有不断努力工作才是最真诚的感谢！
还要特别感谢文物出版社为高质量按时完成报告出版任务所付出的努力。李扬也承担了报告用资料收集及照片遴选等大量的编务工作。谢谢你们！
如今距离野外发掘已过去了20年，失去的不仅是岁月，还有对遗址发掘的细节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