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用牛皮纸包好书，然后在封面上用钢笔写道：“代数。赠吾儿。一九九五年秋。”字迹遒劲瘦硬，是那种在黑板上写久了形成的风格。我把书塞进木箱最底层，上面压着母亲手工织就的新毛衣。
父亲是村里的小学教师，教了近四十年书，随着他教的学生越来越多，近视眼镜也越来越厚，发展到快退休时有瓶底般厚。那天父亲送我去上初中，阳光把他洗得发白的灰中山装照得透亮，肩上有粉笔灰的印记，像未化的霜。走了约二十分钟泥巴路，经过他的学校，他忽然停住，从口袋里掏出一支老式钢笔递给我，笔帽磨得锃亮。
“写作文时用。”父亲说话的时候，眼睛望着校舍屋檐下挂着的铁钟。那是他敲了三十年的钟，钟绳换了不知多少根，眼前这根已被手掌磨得油亮。我握着钢笔，笔身还留着父亲掌心的温度。他转过身，背挺得很直，一步步慢慢走，那个背影嵌在学校围墙上，变成了墙的一部分。
有一年暑假，我在父亲学校的图书室发现一个有点破皮的笔记本。翻开扉页，竟看见父亲的名字。书页间夹着发黄的稻叶标本与几枚树叶，空白处写满密密麻麻的小字：“今日教《悯农》，孩子们不知‘锄禾’的‘锄’是何形，带至田间示之。”“孙小匣辍学，因其父病。晚访其家，代垫学费30元。”最后一页写着：“教书者，非仅授人以字，乃授人以光。虽微如萤火，亦照方寸之地。”
我的手颤抖起来。原来那些深夜里，父亲伏在煤油灯下不仅在备课，也在写自己的“书”——写给谁看呢？也许根本没想给谁看。我抚摸着书页，仿佛闻到了另一种味道：粉笔灰、旧报纸、雨天教室里孩子们鞋子上的泥巴气息，还有父亲身上永远洗不掉的红墨水味。
我把那个笔记本带回了家，晚上拿给父亲。他接过去，手指在封面上摩挲了很久，像抚摸一个久别重逢的孩子。“终于找到了。”父亲眼里泛着喜悦的光。那晚我们坐在堂屋里聊了很久，他第一次跟我讲他过去的事：如何一边教书一边种地一边养家，如何在煤油灯下自学大学课程，从几百名民办教师中脱颖而出、考取只有五十个指标的公办教师，如何积攒着买回一套《史记》。
“你外公是铁匠，不识字，我考上公办教师时，他在铁匠铺里坐到深更半夜。说读书跟打铁一个样，打着打着就成形了，成有用的器物了。”父亲说这话时，眼睛望着梁上吊着的犁铧，激动得像在诗朗诵。
从那天起，我们的对话变了。他不再只问“成绩如何？”“排名第几？”而是开始和我讨论《诗经》里的农事诗与节气的关系，谈论《古文观止》里的风骨与气节，讨论《红岩》里的人物性格与革命信仰。有时我写信回家，他会用红笔批改，像批改学生作文，在“光阴荏苒”旁注：“此词可用‘白驹过隙’，更有味”；在描写同学友谊处批：“此处可加一句环境描写，以景衬情”。信纸的空白处，常常被他写满。
记得有一年深秋，我带刚上小学的儿子回老家。父亲正在院子里晒书——这是他的习惯，每年选秋天的一个晴好日子，把所有书搬出来见见太阳。书摊了三门板，在阳光下似一对对展开的翅膀。儿子跑过去，拿起一本插图版《三字经》，咿咿呀呀地念起来。父亲蹲下身，指着“教不严，师之惰”那行，一字一字地教他认。
“爷爷。”儿子忽然抬头说，“老师说，老师是园丁。你是园丁吗？”
父亲笑了，皱纹舒展开来：“爷爷是种书的人。把字种在土里，等它发芽开花结果呢。”
太阳快要落山时，我们一起整理晒好的书。父亲教我如何捆扎，如何防蛀。他拿出一包包晒干的芸香草，分别夹在一个个装好书的纸箱里，“书也是有生命的，要呼吸，要见光，要有人念它，字才不会死。”晚风吹过，书页哗哗地响，像许多细小的声音在同时说话。
父亲书房的桌上摊着那本《代数》，翻开的那页有道例题，他用铅笔在空白处写着：“此题有三种解法，吾儿可试之。”字迹已经淡了，但力透纸背，能摸出凹痕。这都是我做过的题目，在我看来，父亲的每一处标注都是一种解题指引，也是一位父亲对儿子的殷殷之心。
儿子在隔壁房间背诵课文，童声清脆：“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我忽然想起父亲教室里的朗读声，几十个孩子，几十种嗓音，汇成一片生机勃勃的希望之海。那些声音穿过时间，此刻正落在我儿稚嫩的语调里。
三尺讲台存日月，一支粉笔写春秋。书的确可以改变命运，它让像父亲这样平凡的乡村教师，在无数个清贫的日子后，看见自己种下的“字”，终于长成了“林”。而我的路，是从他的讲台开始延伸的。那条路铺满了粉笔灰，在阳光下白得耀眼，一直通到我看不见的远方。
每个字是一个火把，虽然微弱，却让夜行者知道，人生之路充满坎坷，但需坚持前行，大道就在前方。而且，会有人接过这束光，继续往前走。
如今，父亲已退休，我们偶尔在一起谈《代数》，有谈不完的话题。我想，《代数》是另一种秩序与传承，是父亲给我人生答卷的一种解题逻辑和思维方式，帮助我理解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找到自己的人生算法。
我也会把书交给儿子，在封面上写下：“代数。赠吾儿。二零二六年春。”
（陈白云，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诗歌散文集《光与影》、散文集《橡树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