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博物学是一个具有学科交叉性质的研究领域，它探讨的是文学和博物学之间的互动关系，两者联结的关窍在于共通的“生命”意识。博物学起源于人类对外部世界的观察与探索，这种传统广泛地存在于人类的各种文明之中。与之相伴而生的是因观察而产生的记录与描述，其中带有神话色彩、隐喻成分的文字便成了最初形态的文学。而随着博物学的不断发展，将其视作前科学时代的粗糙的知识、技能杂烩，或狭隘地理解为仅是关于草木鱼虫的文人趣味的时代已经远去。历史悠久的博物学正在21世纪重新被倡导与重视：它向外囊括了主体的具身实践以及由此产生的经验、知识，向内包含了人类的情感、文化与哲学信仰。
回溯：文学与古老博物传统的交叉
历史上的文学艺术可谓一直与博物传统息息相关：被归类为博物学著作有相当一部分也是文学经典，而被视为文学经典的亦不妨是博物的典范，如《诗经》《山海经》。因此，天然具有科学与人文双重色彩的博物学，丰富与深化了文学博物学的学科交叉性质，成为融通两者内在交互的生命透镜。
概言之，从早期的农耕文明、近现代的工业革命，到后工业时代的电子信息革命以及与之相呼应的，从20世纪中期开始凸显的“人类世”概念，中国的文学博物学也存在着一种与时代相呼应的“进化”路径——从前现代性之多识不惑、感物言志，到现代性之思想启蒙，再到后现代之后人类、后生态、后人文主义。文学博物学由此展现出视野宏阔的学科交互色彩，并激发出饱含强大生命内驱力、拓展性的文学艺术图景。
在中国，文学博物学自古存之，最早可以追溯到从《诗经》的“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与《楚辞》的“香草美人”开始的名物与兴寄传统。南宋郑樵在《通志·昆虫草木略序》中即说，“鸟兽草木乃兴发之本。”此外，诸如《尔雅》《山海经》《淮南子》《博物志》等名物学、地理学、杂学著作在着眼于对自然客体的察识之外，又存在着将物象、人事、哲学熔于一炉的人文色彩。随着对自然认知的深入，蒙昧渐祛。北宋以来，理学兴起，传统博物从“博物不惑”转向“博物穷理”，诞生了《物类相感志》《格物粗谈》一类的侧重实用、日常的科技博物著作。更重要的是，“格物”对自然的精细观察同时促进了文艺的繁荣。宋诗咏物在“求真”的同时又往往浸透着理学思辨，宋画写实往往可辨其类。可见，文艺的形象与自然的实在形象从未泾渭分明，其内里是对自然与生命的崇敬与热爱，而文艺之美自会从中绽放。此外，中国的文学博物亦散见于辞书、地理、医药草本、农书、类书、谱录、笔记小说之中，可谓灿若群星、蔚为大观。
重勘：近代中西方博物学与中国新文学的发生
到了近现代，西方以“进化论”为代表的自然史理论以及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人类学等对自然客观观察、精密描述的博物学文化，客观上成为催生中国近代以来科学启蒙运动，以及以“文学进化论”为理论支撑的新文学运动的力量之一。亚里士多德、老普林尼、布丰等西方博物学家的工作在致力于自然秩序建构的同时，又大多兼具百科全书式的人文主义写作传统。可以说，整个西方博物学都是这两者相结合的产物。在中国近代，西方的博物学也曾作为一门“显学”被引入中国，其“自然史”向度的集大成之理论“生物进化论”对新文学的产生具有无可替代的意义。它一方面塑造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与认识观，并以“进化”之理论为文学变革/演化提供了学理依据，另一方面，生物“进化论”实际上包含着一种新的关于自然与人的认知，这在无形中塑造了新文学的精神内核，并最终在文学实践层面上，赋予新文学以新的形体（意象、主题）、风格（说理、写实）乃至内蕴（求真、为人）。如胡适的《尝试集》身体力行地将其在《文学改良刍议》中的各项提倡付诸实践，一方面将时代性的科学意象写入白话诗中，开拓白话诗的主题，另一方面也追求用自然的语调来表达个体性的情思。
值得一提的是，不同于一般五四作家对博物学的浅尝辄止，鲁迅对博物学尤为痴迷，对其钻研贯穿一生。他不仅阅译近现代博物学的著作，赏摹各类博物图谱，辑录中国传统博物图书，且热心于园艺与田野采集，乃至于制作植物标本。正是由于博物学的熏陶，鲁迅从生物进化论的存在之链中，提炼出“中间物”的思想，从万物同源中，他辨认出“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展望：后人类时代的新“具身”博物思辨
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对自身与外界的关系进行了重新认知。
凯瑟琳·海勒在《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中强调具身性对后人类的重要性，所谓“具身”，即人类身体以真实的感官和肉体去理解和接触世界，与此相对应的是以信息技术组成的虚拟身体。“具身性”旨在探讨一种在科技高度发展的当下处理自身与外界关系的可能。以诺奖得主韩江的小说《植物妻子》为例，文本中的妻子厌恶了现代生活的苦闷，于是身体渐变为一株绿植，以一种极深刻的隐喻展现对人类社会的“隐退”，从高级生物变成植物这种表面上的“退化”却以接触土地和自然的方式而更为凸显出“具身”的可贵性。
之所以引入后人类主义中“具身性”的观点，是因为这可以作为博物学在科技发展的当代延伸出的新“触手”。在悠久的中国文学传统中，“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展现了人们对于文学与教育的期待，而文学对于“草木鸟兽”的呈现则多来源于具身的感知，祖先站在未被开辟的蛮荒之中触摸世界，抒发兴、观、群、怨，今天的我们以现代视角触摸现代人的切身生活并展望未来，与“物”关联才成为不可替代的新关注点。
近数十年来，非虚构写作、地域写作、博物/生态写作、科幻写作等相关文学现象日益受到关注。非虚构写作往往以真实的口吻记录下见闻，其中蕴含着多样的具身化感受。如李娟的“阿勒泰系列”中对新疆自然风土、民俗人情的淡笔描绘、素心勾勒；打工诗人郑小琼在看到工业化背景中故园“不再”时写下《两个村庄》和《玫瑰庄园》系列，用家乡的河流田野显影出打工者的自我意识确立。可以说，“博物”的观念在当代文学的场域中是伴随着人所处的场域而泛化的，它不再局限于人类对原初自然的认知，也包含对一切外界之物的凝视与感受。
此外，如阿来的博物写作、迟子建的民族志写作、张炜的《我的原野盛宴》等皆可视为博物文学的典例；而诗歌方面，李元胜的“博物行走诗”系列，臧棣的“诗歌植物学”系列，王小妮的《十支水莲》组诗，张执浩的“日常博物”诗系列，欧阳江河、翟永明的《凤凰》《随黄公望游富春山》等在词与物、古与今中辨析“名物”并关切“现实”的长诗系列……诗人们既能静观万物的生命、命名过程，亦能在繁杂的生活琐屑中提取出关涉自我的核心，这便是后工业时代的自然、物之于当代人的勾连。将这种博物的视角投射到中国当代科幻文学领域，亦可发现文本的别有洞天。刘慈欣在《球状闪电》中，用一枝“量子玫瑰”展现人们对于相异时空的浪漫想象；翟永明在近十年间创作的多首科幻诗歌，其中包含对仿生人生活的想象等主题，用文艺作品对现实生活的触摸来想象后人类的社会样貌，并以此表达当下观念。
结语：文学博物学，正成为回归大地的文学新动力
21世纪伴随着AIGC技术的发展，当下文学也面临着“原创性”的困惑，自身经验与科技信息的边界逐渐模糊，如何在庞杂的信息网络中分辨其准确性成为日常必修课，而这同样需要“回归大地”，重申博物视野对世界的个体性准确认知。
纵观当前文艺界，博物正深嵌于各类文本的内部，乡土文学、地域性文学（如新东北、新南方、新海派等）以鲜明的在地性承载地方知识、集体记忆与文化根脉，用独属的风物言地方之志；带有非虚构色彩的生态写作承续“天人合一”传统，以鲜明的自然意识表达环境观念；科学与文艺的跨界现象深入发展，创造了更多博物学视野下的观照物，现代性危机下科幻文学的演化扩展了博物的一阶体验（由北大哲学系教授、新博物学文化倡导者刘华杰提出，强调对自然界的直接接触与观察），同时也展望了后人类世的“具身”可能。从前现代性到后人类主义，文学博物学可以作为传统悠久且勾勒中国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发展的一条脉络，发展出更多的文本纵深。
（王书婷，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