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这个标题，有人可能会发笑。曾国藩是清朝人，张居正是明朝人，年代相差久远。两人有什么可比性呢？
曾国藩（1811－1872），清人绘。CFP提供。
且慢笑！窃以为，虽然是两个朝代的人，前者比后者晚出生了286年。但作为同样做到高官的人，两人还是有许多相似之处：
一、从小都是聪明好学。曾国藩（1811年－1872年），自幼勤奋好学，6岁入私塾读书。8岁能读四书、诵五经，14岁能读《周礼》《史记》。张居正（1525年－1582年），5岁识字，7岁能通六经大义，12岁考中秀才，13岁时就参加了乡试，16岁中举人。
二、踏入仕途后都很有作为。曾国藩是中国近代政治家、理学家和文学家。他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为晚清“四大名臣”。曾国藩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曾国藩的倡议下，清廷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而张居正是明朝中后期的政治家、改革家，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他辅佐万历皇帝朱翊钧开创了“万历新政”。他在任内阁首辅的10年中，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推行“一条鞭法”，总括赋、役，皆以银缴，使朝廷“太仓粟可支十年，周寺积金，至四百余万”。在军事上，他任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镇北边，用凌云翼、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乱。在吏治上，他采取“考成法”考核各级官吏，使朝廷政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然而，两个人的结局却大相径庭。曾国藩一生修身律己，以德求官，在做人和为官上都获得了成功。他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号“文正”，后世称“曾文正”。
而张居正23岁考中进士。1567年（隆庆元年）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后迁任内阁次辅，为吏部尚书。隆庆六年，万历皇帝登基后，张居正代高拱任首辅。当时明神宗朱翊钧年幼，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张居正主持裁决。张居正是1582年（万历十年）7月9日逝世的，年仅五十八岁，他去世后，就被抄家，险些被掘墓鞭尸，可谓是结局悲惨。
为何两个人会有如此不同的结局呢？窃以为，这同两个人面对权力时的态度有关。
在高官厚禄面前，曾国藩始终是头脑清醒的。他不仅自己谨小慎微，低调做人，认真做事，还要求家人也低调做人。
曾国藩的父亲叫曾麟书，为人老实，但儿子在京城做了大官后，老家因各种诉求找上门来的亲戚朋友越来越多。老爷子一是有点虚荣心，二是情面难却，难免有点跃跃欲试。曾国藩知道后，修家书一封，劝父亲说，您是正派乡绅，平时不要与家乡的小官小吏有太多来往。不要常往衙门里跑。要是您出于正义帮助被他们欺负的人，他们肯定会怀恨在心，造谣生事，最终玷污了我们曾家的名声，也给我结下许多冤家。而且这个门一开，求您的人就会接踵而来。怎么顾得过来？不如统统谢绝。父亲接受了儿子的规谏，杜门谢客。
而张居正就不同了。作为全权在握的首辅，他刚愎自用，树敌颇多，对家人也放任自流。他明知自己的父亲在老家胡作非为，横行霸道，但还是无原则地维护父亲，“子为父隐”。
张居正的父亲叫张文明，因为儿子做了大官，在老家就牛气冲天。他做人很高调，欺压百姓，干预司法，干着各种违法乱纪的勾当。想让谁坐牢就让谁坐牢，想捞谁就捞谁。更出格的是，当地官府为了通过讨好张文明来讨好张居正，主动为张家修建府第，居然让大明朝的皇家特工——锦衣卫当建筑工人。这是很犯大忌的事，但张文明却自我感觉良好。
结果，“多行不义必自毙”，张居正生前权倾一时，死后却遭抄家惨剧，甚至险些被掘墓鞭尸。这固然因为张居正生前过于刚愎自用，树敌太多有关，但他那位放浪不羁的父亲也是脱不了干系的。
张居正像。CFP供图。
从故纸堆里挖出两个大官来说事，不是无病呻吟。虽然时光已过去了好几百年了，但是，像张居正那样的人还是绵绵不绝。这种人，一坐上“官位”，就“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做人高调，行私舞弊，贪赃枉法，干出各种影响极坏的事来。不仅自己高调，而且家里人、亲戚朋友也很高调。
像张文明那样横行乡里，造成很坏影响的人与事，笔者这些年也听到不少。比如百名红通人员杨秀珠，在当浙江省温州市副市长、省城乡建设厅副厅长时，据说就是同张居正一样，刚愎自用，狂妄自大。而且“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兄弟、亲戚甚至驾驶员，都依仗她的权势，当官的当官，经商的经商，一个个横行霸道，捞足好处，群众对此意见很大。而结局也很悲惨，不仅杨秀珠本人仓皇出逃，最后被通辑抓回国来，难逃法网，其亲戚、兄弟和驾驶员，也一个个都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古语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曾国藩仅仅是一个封建官吏，但他一生修身律己，以德求官，而他的父亲也能听从劝诫，低调做人，这是很值得今人学习的。
作者简介：杨新元，为中国作协会员、浙江日报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