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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婉京:口音是烙印,越更改就越清晰

现代快报全媒体 2022-10-31 02:24:52 阅读量:

周婉京出生在北京的部队大院,但16岁就到了香港,后入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学习电影,之后入香港中文大学学习视觉艺术,但她的博士学位却是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拿到的,博士论文讨论的是康德的天才观,后来又去了布朗大学做哲学研究,2020年才回到国内。她能说英语、德语、法语等,也学过拉丁文。现在任教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学院。

△作家、艺术评论人周婉京受访者供图

短篇小说集《取出疯石》收录了她近两年写的九个短篇:心理治疗小组的病人凌晨两点打来电话,请心理医生帮自己雇一个假女友;年轻的情侣本来只想偷些零钱,车主的意外现身却让一场偷盗变成了劫持;赴美冻卵的中年女性与赴美产子的孕妇在飞机上相遇……

西川评价周婉京的小说是中国人跨大洋、跨文化书写,她的学者、艺术评论人身份及海外经历,使得很多故事都涉及海外生活,尤其是中国人在国外的生活。在这些故事里,主角们过着非典型的美国式生活,同时也过着非典型的中国式生活,他们是一群生活在边缘的人。

周婉京说,在海外生活了15年,她一直觉得自己是每一种文化、每一个地区的边缘人。书中的这些人物既像她日常生活的剪影,也是陪伴她度过漫长岁月的朋友。

中文的重量,到了海外,面对异乡人时更加凸显出来。个体与国家和故乡的关系,是从在美国说一句中文开始的。我们这代人不喜欢讲话,喜欢发短信;不喜欢跟肉身存在的真人谈恋爱,喜欢动漫和游戏角色。《字幕》和《福利》讲的就是这种躲在屏幕之后的存在状态。这种倾向使我们在讲出中文时更需要勇气。《大榆树》《出埃及记》《Silence》《纽约最后一个政客》都处理了口音的问题。这也是长年生活在海外的我,时常遇到的一个问题。我会入乡随俗地学习当地的口音,在伦敦操着伦敦音,在纽约学做纽约客。然而,我越是像他们,就越不是他们。我会被他们问——你究竟是从哪里来?口音,像是烙在我身上的东西,越是努力更改,它的痕迹就越清晰。

书里的最后一篇《纽约最后一个政客》,其实是她写的第一个故事,她在纽约海关的小黑屋里打下了第一行字。那是2020年2月的一天,刚刚过完春节,她从北京经香港返回美国,继续她在布朗大学的访学。当时美国禁止过去14天内到访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入境,她须先在香港待满14天才能飞往美国。不过,纽约海关的白人警官认定了她是从北京来,并从入境处调取了她2020年1月底由波士顿飞往北京的记录。她简单解释了自己飞美国之前一直待在香港,他让她找出从北京飞往香港的机票票根。之后,她便在小黑屋里写小说打发等待的时间。写到故事的结尾,女主人公鼓足勇气对男朋友说:你,起来,跟我回中国。周婉京完全没想到她的人物居然会说出这样的话——以前,她不相信自己会掉进爱情的陷阱里,甚至还把自己带着人类学研究精神去相亲的奇葩故事写了一本书。她也不会想到,5个月后,结束访学回到国内的她闪婚了。小说冥冥之中预告了现实,所有的剧情都像是一个寻寻觅觅最后回到原点的故事。

疫情让你发现真正重要的东西。周婉京说,以前无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社交还挺多的,但经历了这些,发现其实并不需要那么多。她的先生是一位在北京开事务所的华裔建筑师——一个在疫情期间对她不离不弃的旧相识。

也不是说有很多男朋友可以选,而是发现最后陪在你身边的这个人就是他,你和他之间的关系会更聚焦。外界的信息瞬息万变,但身边一直站着这个人,你会觉得特别不一样,那种感动是由内而发的。疫情开启了沉浸式了解对方的契机,我们聊得特别多,但有些秘密他永远都不会跟任何人说。两个人简简单单的对话或者日常,实际上充满了博弈或者说较量,特别有意思。

我没办法再写出上一代作家那么优秀的中文了,周婉京常常抱怨自己中文不够好,她暗下决心,逼着自己不断地回到中国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中去。但到目前为止,她是凭一颗真心在写。平铺直叙的真心。

书写边界漫游者的非典型生活日常

读品:你的小说显然有别于老一辈有海外经历的作家,没有《北京人在纽约》的挣扎求生,也没有异乡人的隔阂感。西川评价你的小说是新时代城市生活的产物,无关贫困,无关愚昧,无关奋斗,无关地位,无关人们一般认识中的财富。她观照边缘普通人的常常无法落到实处的痛苦,但不为乡野风光题照。她的小说是关于个人的,但个人又好像无关紧要。为什么会这样?

周婉京:为什么不那么写身份、地位、贫穷,确实跟我们这代人的成长背景有关系,我们是在中国变得强大富裕的背景下出国的,不是带着淘金梦出去的。我们下一代的作家其实更明显,他们不会有任何的自卑。这跟经济状态有直接关系,也跟我们从小生长的媒介环境有关系。每天刷着快手、抖音,会让我们觉得自己面对的不是一个真实世界、一个真相这么简单。哈金那一代作家写移民,会写文化身份的差异和认同上的内心的复杂感受,强势与弱势、中心和边缘都是重要的切入点,因为他来自一个不那么发达的地方。新一代的作家已经不这么写了,他们并不一定依托于现实中的身份,在餐馆里打工,或是在华尔街有一份体面的工作,真正的灵魂藏在屏幕后边。虚拟的形象和存在,已经取代了现实生活当中的矛盾。比如看到一个针对亚洲人的视频,这种难过可能会比不小心打碎盘子被老板骂更难过、更真实。

读品:小说中的边缘,更多是指每个人内心不为人知的精神角落,或某一部分经历中的状态。你有过这样的体验和状态吗?

△《取出疯石》周婉京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5月

周婉京:所谓的边缘边界或者游离,其实说的都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非典型的日常生活。游离在两个边界上的人,既不属于这一边的群体,也不属于那一边的群体。于是,个体被夹在种种边界之间。《取出疯石》中的人物就是这样的边界漫游者——他们不像上一代的华裔移民,不再拥有一套典型、稳定、完整的生活参照系。偶尔会有人闯进他们的生活,不过大多是一闪而过。我想裸辞和闪婚这一类的词语,很可能会出现在边界漫游者的生活中。在裸和闪的背后,藏着的是老一代移民参照系的消解、新一代移民信仰与真理观的失落,我希望通过写作来观照他们的存在,尽管他们有时漂泊、流浪、居无定所。

石狮子外表高冷,但内心可能很火热

读品:有两篇小说涉及造假,《SILENCE》以制造假画为背景,《星星》以伪造诗人手稿为线索。艺术圈造假的事常见吗?

周婉京:挺常见的。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新闻,旅美画家钱培琛模仿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大师杰克逊·波洛克的画作,被人拿去卖了8000万美金。他画得好到什么程度?拿到国际艺术基金会去鉴定,没办法看出真伪。我对这个特别感兴趣。既然画得这么好,为什么不能以自己的名字去出道,而要披上一个美国画家的外衣才能去交易?造的假为什么没人能辨别?对于艺术而言,什么是真什么是假?这些问题萦绕我挺长时间。大家还是很在乎真假,觉得一个假画,它就不该这么贵,认为造假是道德品质有问题。但可笑之处在于,艺术史上充斥着假画当成真画去拍的故事。西川老师说,中国古代字画就是一笔糊涂账,谁画了谁都会知道。董其昌这样的大师就是仿古高手,谁的画他都能画,他把那个时代的笔触研究好了,可以画一张完全一样的,甚至画得比原作者还要好。其实很多人对于这种画中画的故事很着迷,亨利·詹姆斯、纳博科夫、王尔德都写过。但是我跟他们切入点不一样,我不是聊画家的精神状态,或是写一个悬疑案,我就是想给大家讲一下真假的问题。真假的边缘本来就是模糊的。

读品:国际化写作也好,跨文化写作也好,会不会担心自己的写作不够接地气?有没有这样的感受,目前还是那些写乡村、小镇、写地方的青年作家更受关注和文学奖的青睐,而像你这样写高冷国际化题材、都市题材、艺术题材的,会让读者有疏离感?

周婉京:您形容得很正确,我可能确实是我们这一代不接地气的代表。可我好像也没有什么方法改正这个缺点。有一次,我和家人吃饭,席间有个银行行长的太太,我家人就介绍我是学艺术哲学的。大家跟着就陷入了沉默。然后过了好一会儿,那位太太说:你家婉京可以来给我们新开的分行看看风水吗?银行门口的石狮子还没想好怎么摆。这是一个笑话,但也是我遭遇的真实生活。我想,一个作者的任务不该是为了单方向迎合读者,或者主动去跟读者套近乎。石狮子会被人说高冷,但它的内心可能很火热。

写农村、写小镇的作家更受文艺青年青睐,但我觉得也有时间限制,这一拨文艺青年可能是70后至90后,但是我们这代写作者的受众可能是95后、00后。95后小镇青年喜欢读的也是外国文学,因为小镇的孩子都去了城里,他们要看城市故事,尤其喜欢看外国作家写的城市故事,像萨利·鲁尼这样的。我经常收到的一个反馈是,周老师我虽然读不懂你的小说,但我觉得特别厉害。我觉得读懂我小说的人都非常厉害,以诗人、哲学家为主,还有一些年轻的学生。他们都是我的理想读者。

写雌雄同体的人,挖掘性别之下的人的存在

读品:《取出疯石》是很中性的写作,你在写作中会有意回避女性写作者的身份吗?

周婉京:我不回避自己女性写作者的身份。这本书有几篇都是女性故事。我们90后一代的作家们,三三、王苏辛还有我,写作中有女性的成分,但好像还没有将这个成分发展成一种写作的对象或方法。仅仅以我为例,我有时喜欢写一类雌雄同体的人,让性别在TA的语言中失效,我想试着看看能不能挖掘出性别下面的别的什么东西。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创作了《字幕》。

读品:对于爱情和婚姻,你有过焦虑的时候吗?

周婉京:我是一个相过亲的女博士,但我还挺以此为荣的。我曾经就相亲这个话题展开了一段人类学研究。人民公园相亲角这样的地方,就是我的田野。但我和我的先生并不是相亲认识的。自从结婚以后,我就不给他看《相亲者女》了。事实上,我尽量要在他面前保持神秘。这点挺难的。因为你跟相亲对象只需要相处一下午,跟老公、孩子和家里人却要相处一辈子。所以相处方式完全不同。对于爱情和婚姻,女性的焦虑是持续的。而最让人焦虑的也许不是爱情本身,而是我们自己对爱情的期待。

读品:有意思的是,你说一些人知道你结婚的消息非常惊讶——原来婉京喜欢的是男性。可能大家对《大榆树》和《字幕》最后的性别翻转印象太深了。

周婉京:是的。而且很好玩的一件事是,一位读者还问了我先生一个问题——婉京老师是不是你最爱的女人?我先生被问傻了,哑口无言。他到现在还认为这是我重金请来的托儿。他后来的回答很有趣,他说,她是我最爱的人。我小说中的男性和我先生一样,也都是女性主义者。谁说男性就不能是女性主义者呢?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性别的反转是一个引子,一个切入点,透过书中的这些男男女女,这些小人物,人和人存在的困境才是我书写的重点。

周婉京

青年学者,作家,艺术评论人。美国布朗大学哲学系访问学者,北京大学艺术哲学博士。现任教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学院。著有《清思集》《相亲者女》《隐君者女》《新贵》等五部小说与艺术评论文集,曾获香港青年文学奖与台湾罗叶文学奖。

现代快报+记者陈曦

(编辑王鹏)

责任编辑:王原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