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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经济说

小镇“零工经济”的变与困

随着95后、00后进入就业市场,打零工的意义正在从谋生向实现个人价值过渡,推动县域零工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一些年轻人用打零工“养梦想”。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县域零工经济仍有一些问题需要破解。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零工经济正在加速冲进县域市场。

打零工不仅是一些“打工人”赖以为生的手段,也是一些人增收的“副业刚需”。它的呈现方式日益多元,既有传统行业里的临时就业,也有互联网、共享经济时代的新职业,如网约车司机……

零工经济与传统朝九晚五的工作方式不同,工作时间和方式更为灵活,也更讲求供需双方的快速匹配。近日,由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县域治理研究中心等单位联合发布的《“清华-58同镇县域劳动力调查”报告》显示,疫情之下,31.7%的群体在疫情后开启了兼职之路。

同时,随着95后、00后进入就业市场,打零工的意义正在从谋生向实现个人价值过渡,推动县域零工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

两代小镇零工:从求生存到谋价值

零工经济正在从“就业备胎”变得“大有可为”,成了稳就业和老百姓增收的重要渠道。2020年,我国零工经济有2亿人就业。

对经济也有明显的拉动作用。去年11月,据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发布的《互联网时代零工经济的发展现状、社会影响及其政策建议》报告估算,2019年,零工经济在我国GDP中的占比为2.64%,预计到2035年,零工经济在GDP中的占比将达6.82%,对GDP增量的贡献将达到13.26%。

县域零工是一个怎样的群体?2019年11月,由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县域治理研究中心等单位联合发布的《2019中国县域零工经济调查报告》对他们进行了画像:90%以上为中青年,女性零工占比超一半,学历在本科以下超过九成,主要从事互联网、生产劳动、技能服务等领域。

58同镇商业部研究经理张雅楠表示,当前,相较于发达国家,我国县域零工经济更偏向劳务共享,而非知识技能共享,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

对于一些60后、70后来说,早年间,由于学历不高、专业技能不足,在家乡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外出打零工更像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年近60岁的老张打了大半辈子零工,为了赚钱,他先后辗转过东北、广东等多地的工厂和工地,直到近几年,在外面干不动了,才回了乡。

近来,一个发生在县城的奇怪现象是,一边是小镇人找工作难,另一边却是企业招工难。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副县长杨哲文指出,缺工长期束缚当地企业的发展。2020年5月以来,当地制造业复苏,外贸订单不断涌入,出现了较大的劳动力缺口。当前,新昌劳动力市场每个星期都在开放,其中七成招工方为制造业企业。

县域经济的崛起,为年轻人回乡灵活就业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其中,不乏一些高学历人才回乡打起了零工,引领着县域零工经济的新潮流。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去年12月发的《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2020)》显示,有32个县(市)GDP超过千亿元。

一些年轻人在用打零工“养梦想”。95后男孩曾树(化名)追求的生活是自己创业,为此他准备了4年。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他就回家开了一间独立小店。平时,除了照看自己的小店,他也会去做一些兼职,来弥补小店的亏损。曾树表示,这样既平衡了工作和生活,还兼顾了亲情。现在,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并非个例。

零工与企业的期待

小镇零工经济的崛起为当地就业者带来了便利,也为企业节省了成本。然而,零工的劳动关系得不到保障、收益不稳定、福利待遇不足;企业管理难度增加等问题同样不容忽视。

小镇青年王帅(化名)是一名90后,年纪不大的他已是工地上的老挖掘机司机。王帅说,自己虽然是个零工,却像一个上班族,冬天早七晚六,夏天早六晚六,年复一年,有时也会加班到凌晨两点,第二天早上7点继续干。最忙的时候一个月一天都没休过。

王帅前后历经几任老板,没有老板提过要与他签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只说:“来跟我干吧”。说起签合同,王帅也担心自己被“套牢”。如果签了合同,就要提供“包年”服务,“一年365天都要‘待机’,除非老板没活儿了。”如果遇到急事儿,要自己花高价请好“替班”才能离开。

令王帅稍感欣慰的是,老板统一为大家购买了意外伤害险,据说保额有100万元,工地危险系数比较高,也算是多了一份保障。虽然他也希望有五险一金。

目前,老张考虑更多的是养老问题。以前,老张在广东打工时交过一两年社保,离开后就停掉了,因为超龄,他也没法补交。他表示,现在趁着能动的时候就多做点儿,子女们负担也不小。

对于站在零工经济的另一端的企业来说,同样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比如零工劳动力的构成具有很大不确定性,水平参差不齐,工作时间不确定,工作质量难把控以及灵活用工不规范可能带来的劳务纠纷问题等。

王帅发现,业内挖掘机师傅的流动性大,也有个别人不想干就直接走人了。企业如果跟他们签合同,可能还面临一些其他问题。他说,能理解企业不签合同背后的顾虑。

如何发挥灵活就业蓄水池作用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副所长戎珂表示,需要相关部门、用工主体、劳动者各有所为,共建行业新生态,来保障上亿零工的权益。

零工与企业或平台签订的主要是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虽然仅一字之差,内涵却相差甚远。戎珂表示,当前,相关法律和社保制度对零工权益的保护没有明确规定,建议相关部门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给予零工明确定义和定位,完善灵活就业人员参与社会保险制度。

随着企业越来越开放,灵活用工程度越来越高,企业也是零工经济新生态建设的重要一环。《互联网时代零工经济的发展现状、社会影响及其政策建议》报告指出,当前,一些互联网平台和用工方主体面临诸多困难和风险,特别是在一些存在工伤风险的领域,平台企业需积极共担风险,设立专门针对平台劳动者权益保障相关资金和业务部门。戎珂指出,“这对于企业可能是个负担,但不能说是个负担就不做。”

在戎珂看来,未来,零工的技能将会朝着技能高端化、多样化以及工作方式更灵活的方向发展,为了提高议价能力,“劳动者必须拥抱技能”。

杨哲文也指出,在县城,原有的粗放型的劳动力已跟不上企业的发展,需要加大对零工的技能培训。

“下一阶段县域经济要发展还是要抢人,不光是人才,劳动力也要抢。”杨哲文说,将通过优化用工环境和生活环境,以及推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把抢来的劳动力留下来。

此外,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县域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何晓斌也关注到,疫情之下,作为用工方的小微企业容易受到冲击,也意味着将释放更多就业岗位,更好地发挥灵活就业“蓄水池”作用。(记者 赵丽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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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潘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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