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楚天都市报记者张聪 通讯员孙妮

对话时间:2020年9月4日

对话人物:谭军

人物简介:

谭军,1964年出生于湖北巴东、土家族。武汉音乐学院中国器乐系主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湖北省歌剧舞剧院总经理,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理事;武汉音乐学院青年民族乐团指挥、青年编钟乐团艺术总监、指挥。

1975年,考入湖北省巴东县文工团。1985年,考入武汉音乐学院民乐系,自此开始接触到编钟演奏。

1997年7月1日,由谭盾作曲的《交响曲1997:天地人》登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庆典仪式,在这首承载诸多意义的交响曲开头,象征“国之正音”的编钟之声,由谭军敲响。

1996年,主持的科研课题“编钟编磬系列击槌的研究与研制”获中国专利。

2001年,在全国高校中首开 “编钟古乐演奏”课程。

其主持的《楚巴乐宫》工作室开创了我国编钟楚乐的研究及表演新领域。2017年,谭军应《国家宝藏》节目邀请,以“国宝守护人”身份登台讲述曾侯乙编钟的“前世今生”。

2019年,创作的《钟鸣九天》首演于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闭幕式。

对话背景:

8月13日,由湖北省歌剧舞剧院编钟国乐团和武汉音乐学院青年民族管弦乐团出演的《我的祖国-大型编钟与民族管弦乐专场音乐会》在琴台音乐厅官网正式开票。仅一周后,这台将于9月30日晚登陆音乐厅为“国庆”献礼的音乐会,其近千个开出的座位全部售罄。

为这台音乐会担任指挥的,是与编钟演奏结缘35年的武汉音乐学院教授谭军,他也是2017年《国家宝藏》曾侯乙编钟“今生故事”的讲述者。据悉,曾侯乙编钟出土后,在官方记载中曾被敲响过三次,而这最后一次敲响它的人里,就有谭军。

谭盾敲响曾侯乙编钟,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坊间传说他曾热衷于编钟击槌研究,其成果让音乐家谭盾大喜过望的经历又是怎样的?2020年的当下,编钟演奏有着怎样的意义?

本月,在武汉音乐学院“楚巴乐宫”工作室,谭军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是乐器,更是礼器

编钟演奏不仅仅是敲钟而已

楚天都市报(以下简称楚):您的专业是笙演奏,跟编钟结缘应该是来武汉以后了。

谭军(以下简称谭):对,跟编钟结缘就是因笙而起。1985年我从巴东县文工团考到了湖北艺术学院,也就是后来的武汉音乐学院,前一年的9月,全套曾侯乙编钟的复制件正式复制成功,学校每周六都会到省博物馆做一个专场的编钟演出,接待贵宾、社会开放等等。所以从1985年进校的第一天开始,我就跟着老师去了博物馆参加编钟的艺术实践演出,最开始当然是在演奏团里吹笙,后来慢慢也开始上手进行编钟演奏,相当于每星期都要跟编钟见上一次。

当时很多观众没有见过编钟的演奏,但其实每个人都听过,为什么呢?1970年4月,我们国家第一颗成功发射的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回地球的《东方红》音乐,就是由1956年在河南信阳出土的编钟所演奏的。

楚:每个人都听过,您小的时候肯定也是听过的,从听过到有一天真的能在编钟上演奏,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谭:来武汉之前我是没有见过编钟的,就听过《东方红》,那时录音设备不是特别好,但毕竟那是从太空中传回的声音,就觉得伟大。真正接触到编钟并敲响它的时候,最开始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激动,我就是把它当成了一个演奏的乐器,当然也有一个感觉,就是自己敲出来的《东方红》比以前听到的《东方红》好听一些,音更准一些。相反对于编钟的感情,是越演奏才越深、越复杂的。

楚:最初我们是演奏一些什么样的曲目?演奏编钟30多年,您觉得它是怎样的乐器?

谭:除了《东方红》,还有贝多芬的《欢乐颂》,以及当时就创作的一批带有古韵古色的音乐作品。

编钟的演奏不单单是敲击编钟而已。我们的先民在先秦时期就按照制作乐器的材质将乐器进行了“八音分类法”,金石丝竹匏土革木,“金”就是以编钟为媒介产生的声音,真正的编钟演奏是以编钟为中心、其他乐器组成的“八音”为基础,再集歌乐舞为大成的这样一个综合艺术。

从演奏者的角度来说,我们需要的不是编钟的音高,而是它的音色——小钟的空灵,甬钟的圆润饱满,大钟的雄浑……这几道音色就可以给整个音乐氛围带来不一样的体验。再者就是编钟的意义,“黄钟大吕,国之正音”,它本来也不单纯是乐器,更是礼器。

他敲响了曾侯乙编钟

这“缘分”,来自小小的击槌

楚:《国家宝藏》里提到,曾侯乙编钟出土后被敲响的经历只有三次,这三次里头,编钟都有“礼器”的这个意思。

谭:可以这么说。曾侯乙编钟第一次被敲响,是1978年的建军节;第二次奏响是在1984年的中南海怀仁堂,庆祝新中国成立35周年,为各国驻华大使演奏;第三次就是1997年为纪念香港回归,谭盾制作的交响曲《1997:天·地·人》的录制。

楚:最后这一次是您亲身参与的,而且《1997:天·地·人》里那第一声编钟的声音,也是您敲响的。

谭:这是我的幸运,也是我这一生不会忘记的经历。我们去香港包括后来北京的演出,运过去的都是曾侯乙编钟的一号复制品,但录音的时候敲响的的确是曾侯乙编钟原件,而且不是一次,是两次。

第一次是录音前的试奏准备,第二次是正式录音,我记得是1997年6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我们在省博录音录了整整12个小时。待的时间这么长,是因为在《1997:天·地·人》之前,还没有类似真正把编钟融入到交响乐中的尝试,谭盾那一次开发了很多编钟演奏的技法,比如轮奏、摇击、拍、刷奏等等。

曾侯乙编钟原件敲出来的感觉是什么呢?它的声音比任何一件我接触过的复制品的音色都更纯净,这不能简单说是心理作用,复制编钟的专家们也提到过,金属成分的比例对音色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有时候我也在想,曾侯乙编钟出土时是泡在水里的,再加上几千年的氧化等等,是不是会对它的音色有一些影响。

你刚才说到这个“礼器”的意义,那一次我感受很深,当时我们在香港呆了小半个月,香港一直在下雨,包括回归当天。大家开玩笑,都说我们奏响的是历史的声音,是洗刷百年耻辱的雄浑之声。

楚:这一次跟谭盾结缘,能够直接奏响曾侯乙编钟原件,背后据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谭:(笑)是说我对鼓槌的研究是吧?我是1985年开始接触编钟演奏,最开始大家用的击槌,是照着文物画片上丁字锤的样式制造的,但后来我在实际演奏过程中发现,传统的丁字锤,如果木头软硬度不一样,敲击出来的音色就不一样。

1995年我申报了一个“编钟系列击槌”的研究课题,拿着拨给我的5000块经费,我就做了四、五十个系列的击槌,青铜的、塑料的、橡胶的、木头的……家里摆都摆不下了,就在编钟上做各种实验。

谭盾是1996年12月来湖北试音的,当时他还没有开始创作具体的谱子,他带着自己花了8000美金在日本买的各种西洋打击乐槌就到了博物馆,我的老师陪着他。结果这些槌都不行,比如那个打小军鼓的钢丝刷,太软了,放在编钟上震动不了;马林巴槌可以打响,音色也不错,但它是毛线缠的,十几二十分钟跟青铜器接触时间一长就全部散掉了。

这一看不行啊,大家都着急,我老师就突然想到我之前研究击槌,家里还有一堆……我背着几大包击槌就去了,拿一个一试觉得音色超棒,拿一个感觉超棒……他才确定说,自己的想法可以靠编钟来实现了。我也是他确定的交响曲中第一位编钟演奏者。

让更多年轻人爱上民乐

中国人骨子里更亲近中国音乐

楚:2001年您在武音开设了《编钟古乐演奏》课程,武音也有了青年编钟乐团,让95后、00后的孩子们接触编钟,您的目的是什么?

谭:刚开课的时候,我没想到这个课会这么受欢迎。最初的想法只是说,把自己之前积累的东西落实到课堂上,让同学们有更多的兴趣和选择机会,同时也让学中国乐器的孩子们对中国传统的音乐有更多实践性的研究——就比如我们经常讲“宫商角徵羽”,那在编钟上它们怎么体现?让学生们从中国传统文化或者是仪式音乐当中,去真正理解我们古代的“礼”和“乐”到底是怎么实践的。

喜欢这门课的人多了以后,自然而然我们就想到把真正愿意一起玩的人聚集在一起,给大家更大的平台,于是青年编钟乐团就成立了。

楚:其实这些年,民乐受到了网友的空前关注,像您刚才说的,咱们中乐系的学生也越来越多了,您觉得这种趋势意味着什么?

谭:往大点说是我们的文化自信更强了,往小了说,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民乐的美。其实中国人在骨子里肯定是更亲近中国音乐的。你说贝多芬的音乐那当然好,但对于中国人来讲,民族音乐才更能激发他们对于祖先和历史的想象与理解。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是,中国音乐有非常强的地域特征,每个乐器的音色都适合于讲述不同的故事,这里面其实隐藏了很多奥秘,对于一个从事民族音乐的人来说,看到这样的局面我非常开心。

楚:之前网上有个段子,说钢琴处于乐器鄙视链的最低端,谭老师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那我们的编钟会是最高点吗?

谭:这肯定是不对的,任何的东西特别是乐器,它只是一个工具,你说是筷子好还是刀叉好?关键在于使用工具的人是不是能够发挥它的最大功能。我虽然跟编钟之间有割舍不断的缘分,编钟也有其独特的历史意义,但我也不会说要把它放在什么鄙视链上去比较,作为听众也不要在乎这些说法,希望大家用耳朵去感受每一种音乐、乐器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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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林楚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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