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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天都市报记者刘毅 摄影:楚天都市报记者王永胜 通讯员王继亮 聂文闻

虽然武汉每天新增的新冠肺炎病人下降至个位数,但张建初不敢怠慢。他负责协和西院危重病人救治,病人不出院,任务就没结束。

54岁的张建初是协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作为最早一批上火线的专家,他的经历与很多医护人员不同。疫情初发,他就奔波于协和医院本部和西院区。作为湖北省及武汉市首批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他还要到金银潭、亚心总院等医院去会诊救治危重病患。

以下是他的自述:

艰难的选择,救母亲还是救女儿

从一月上旬开始,新冠肺炎病人就逐渐增多,医院的床位不够。到二月初,定点医院多了,定点重症医院多了,情况才稍有好转。

作为专家组成员,除了协和医院本部和西院区的病人,还要到金银潭医院值班,要去其他医院会诊。最开始,一些危重症病人能否转院,都要专家组共同商讨。

记得最忙的是1月7日。白天我在金银潭医院值班,晚上八九点才回到家。转钟两点,武汉市肺科医院又收治了一名疑似新冠肺炎患者,已经插管,病情危重。等会诊完毕,已经是凌晨四点了。

那一个月,这种情况是常态,我每天只能睡几个小时。工作状态就是,满城飞奔,全天在线。

医院发热门诊的病人也很多。病人是否收治入院,还是需要留院观察,又或者是需要再观察病情,都需要我参与诊断。我下班后,在医院值班的同事经常深夜通过微信让我看片、判断病情。有时候,手机一晚上响个不停。

以前我只要被叫醒了,就很难再入睡,时常要借助安眠药。但那段时间,工作太累,往往看完一个片子,倒头又能睡着,再不用借助药物催眠。

最初的一个月,医院床位有限。特别是1月下旬,转诊、确诊、集中收治都很难。很多病人无法收治,作为医生很难过。

有一对母女,老母亲九十高龄,女儿也有75岁了,两个人的病都比较重,但医院只剩下一张床位。如果这对母女其中任何一位,因为我的决定,而导致有一人发生不幸,我会很后悔。作为医生,这种选择题很难做。所幸,医院先收治了女儿后,又出现了空床位,她的老母亲也很快收治入院。

12人清肺小队,比插管更危险

1月13日开始,我的主战场是协和医院西院。25日,协和西院被确定为新冠肺炎治疗定点医院。29日,医院被定为新冠肺炎重症病人定点医院。

西院的病人老年人占比高,65岁以上的,占52%左右,最高龄患者达到97岁。同时病人以重症和危重症为主。最多时我的病区安置了4名插管病人。

治疗中,我们发现病人呼吸道有痰,痰液堵塞呼吸道,病人容易呼吸衰竭,而一般的吸痰机效果不好。于是我和协和医院胃肠外科副主任、内镜中心副主任蔡开琳教授想到用纤支气管镜清肺,把病人呼吸道和肺部里的黏液清理出来。

2月中旬我们就开始进行纤支镜清肺,效果不错,多位病人在清肺以后,呼吸更加顺畅。医院还成立了专门的“内镜清肺小组”,有12名医护人员。

2月25日、26日,清肺小组为一位病人进行了两次纤支镜清肺,吸出了很多痰液。痰栓清理后,患者的病情好转较快,大约三天之后,血氧饱和度由70%多,上升到95%以上。

这种方式虽然有一定的效果,但操作的危险性极高,比插管时受感染的风险还大。

医生在插管时,一般只用两三分钟,就可以完成操作。但进行纤支镜清肺操作,需要半小时。医生要通过纤支镜查看病人肺部情况,然后顺着肺部的各条气管将黏液吸出来。此外,这些黏液都是在下呼吸道以及肺部,病毒浓度也很大。

虽然用了正压头套等防护设备,但操作的医生仍有风险。我很佩服同事们的勇气,这样高风险的操作,没人退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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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患关系比往常好,出院者带着感激之心

战“疫”最难的时候,我们医院也遇到物资紧张的情况。

医护人员穿尿不湿,进病区前不喝水……我们这样做,就是想在病房里多待一段时间,多救几个病人。

我的同事都很不错。我看到一个病房里,一位病人刚刚去世,遗体还没有运走,护士为了照顾另外一位重症病人,克服了巨大的恐惧,在病房里坚守了几个小时。

艰难的情况随着各地支援医疗队的到来、方舱医院开放而出现改善。

到了2月下旬,让人高兴的事情就多了起来。患者出院时,医生是最高兴的。而且我感觉,这次疫情中医患关系比往常好,很多病人带着感激之心出院。

2月5日,我接诊了来自汉阳的病人陈先生,经过近半个月的治疗,这位病人19日就要出院了。18日一早上,他足足花了一个小时,用三页纸写下了自己在协和西院救治的经历和对所有医护人员的感谢。

我记得他刚到协和西院的时候,连站都站不起来,从床上起来上厕所都呼吸困难,先是一直持续高烧39.5℃,后来就连续咳嗽三天,早上起床咳嗽能见到血丝。经过治疗,陈先生身体情况在好转,话也多了起来。我去查房,他总问为什么自己的核酸还没有转阴,出院还要不要吃药。一大堆问题。十几天的相处过程中,病人虽然看不清医护人员的脸,但陈先生通过声音就可以分别出,哪个是张建初医生,哪个是陈平医生,哪个是王芬护士长。

出院时,陈先生还把很多医务人员的名字都写在手上,他怕回家后,忘记了我们的名字。

我的名字也写在他手心。很荣幸。

疫情结束后也不要遗忘

在会诊过程中,我接触到一些家庭聚集型病例,一家三四口都被感染的,此外还有医务人员感染的病例。但因为当时检测条件限制,一些病人没办法进行核酸检测,不能确诊。

1月11日晚上,我接到通知到一家医院去会诊,当院方拿出了患者名单时,我很吃惊,两张纸上有30人,其中7名是医务人员。

这些我平时比较熟悉的同行都感染了,我感觉很焦虑。心里不好受。

作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医生,我考虑这种病毒可能存在人传人的风险,但这个结论要流行病学专家下。我把这种担心上报给了卫生主管部门,也在医院内部做了提醒。

1月12日,我联合医院专家组给医院提了三条建议:进一步扩建发热门诊,增加隔离病房,内部再次强调加强防护。这些建议院里采纳了。

回忆疫情初期那段时间,时不时暗自流泪。有时看到网上一条帖子、听着一首歌曲,眼泪就止不住流下来。

疫情即使结束了,我们都不应该忘记这些。

编辑 余彬 校对 苏新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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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胥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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