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楚天都市报记者徐颖 摄影:楚天都市报记者李辉

王尧,文学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苏州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任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苏州市文联主席。著有《中国当代散文史》《作为问题的八十年代》《莫言王尧对话录》等,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大系》等。2018年8月,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公布,王尧以《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获得文学理论评论奖。2018年11月评论家王尧受邀来汉讲学,并接受了楚天都市报记者的专访。

武汉是一座英雄城市

记者:今年你受“华科大中国当代写作中心”之邀来武汉讲学,其中在省图书馆长江讲坛的一场公开演讲,《武汉沦陷前的文人生活》受关注,武汉的文人抗战影响有多大?

王尧:武汉是一座英雄城市。1938年的武汉大会战是抗战时的重要战役,虽然武汉失守了,但武汉大会战和武汉民众的抗战可歌可泣。因为上海和南京相继沦陷,民国政府西迁,武汉一时间成为政治、文化和抗战的中心,一大批文化人流亡到武汉,在武汉从事文化抗战工作。1938年“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总商会礼堂成立,老舍当选为理事。当时的“文协”成员都在从事文化抗日救亡工作。老舍的《入会誓词》开篇就说:“我是文艺界中的一名小卒,十几年来日日操练在书桌上与小板凳之间,笔是枪,把热血洒在纸上。”

网络时代作家面临更大考验

记者:你曾经出版了《一个人的八十年代》,你怎么看那个年代的文学?

王尧:当年出版时引起共鸣的都是我这一代人,特别是从乡村到城市的知识分子。我曾经说,我的身上流淌着八十年代的血,我始终挥之不去的理想主义是八十年代留下的深刻烙印。我现在仍然认为有没有经历过八十年代思想的洗礼,对一个人的思想素质和思想方法产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毫无疑问,八十年代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历史段落之一,它确立了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基本发展脉络。

记者:你觉得当下的文学创作生态,发生了什么跟过去时代不一样的变化吗?

王尧:从九十年代开始,文学的秩序发生变化,开始侧重处理与市场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文学分层了,读者也分层了。我们现在所处的文化现实更为多元和复杂,我们在现实中,也在虚拟的现实中。当网络文学出现后,文学的分层和读者的分层更为显著。这对作家是非常大的考验,考验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考验他认识世界和反映世界的能力,考验他的审美能力。如果说在这个大的变动中有什么是不变的话,那就是作家必须写出好作品,无愧于时代和历史的好作品。

批评家和作家都要有文学信仰

记者:今年你的评论《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最近这几年,你对一些大家很熟悉的作家进行了再解读,为什么会有重新再解读的计划?

王尧:近几年来,我关注的学术问题之一是如何将当代作家作品历史化、经典化,由此重读了一些重要的作家作品。汪曾祺是其中之一。所谓“重读”,是试图对汪曾祺和汪曾祺的创作做出新的阐释。对未发现的意义加以挖掘,对偏颇的评价加以纠正。

记者:你和莫言、贾平凹、阎连科等作家关系都很好,你认为评论家与作家的关系是?

王尧:当代文学的当代性之一就是批评家和作家的互动关系,这是无法回避的一种关系。批评家和作家的关系应当建立在文学信仰的基础之上。我不认为一个优秀的批评家会放弃艺术良知,一个优秀的作家会喜欢批评家的奉承。批评家需要对文学现象、文学文本做出价值判断,对不良的现象要敢于批评、敢于交锋。批评家和作家的友情,如果有助于知人论世,那是有益的;如果因此影响批评家对作家作品的正常判断,那是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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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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